明代的义学与乡学

陈宝良

明初立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整套的教育制度，各级学校纷纷创立，这就是国子 监与地方府、州、县儒学。此外，在城市的坊厢以及乡村的里甲，尚有社学的设置。此 均为官学。

明初设立社学以后，其间兴废不一。尤其是自明代中期以后，社学更是败坏不堪，除 了各级地方长官特意恢复的部分社学之外，官方社学基本上被民间义学与义塾所取代。 本文试就明代的义学与义塾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所谓“义学”，就是明代史籍中时常提到的“乡馆”与“家塾”，或称“乡学”，又 称“义塾”，属于私人兴办的小学。为什么称之为“义学”?据明人的解释，其本意是 “于教诲之中而助其不及者耳”。如宋范仲淹置田恤族，称为“义田”；戴胄积粟备荒 ，称为“义仓”；凿一水井，供乡里共同使用，称之为“义井”；一门累世同居，可称 为“义门”。显见，所谓“义学”，立名虽异，其义也与此相同。

在明初，官方社学兴盛，“虽穷乡陋壤，莫不有学”，义学只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如苏州府长洲县的尹山，民居繁庶，习俗嗜利，久不知教，而官方社学又“偶遗不举” 。于是，地方大姓壎练，创设义塾，“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间，以为讲习之所，旁为室 以供寝处庖湢”，延儒士高平为塾师，“俾里中子弟就学焉”。另外，割田30亩，其收 入作为义塾师的费用①。又如福州府长乐县的“皂林乡学”，始建于洪武十二年(1379) ，由林文溢创设。此学有“礼殿讲堂，左为列舍，以肄诸生，右为祠堂，以崇先贤，门 庑庖湢完具”②。不过，义学在明初虽有记载，但不成风气。

自明代中期以后，义学蔚成风气。义学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学败 坏，子弟失教，有必要以义学及时取而代之；二是地方官与乡绅遵循儒家教化主义的原 则，教化先行，创设义学，以期改变乡村社会的道德风貌；三是科举渐重，科场失意的 儒生增多，他们只好处馆度日。

在明代，各地崇师重学的风气时有存在，故自行延师训蒙之事并不罕见。如福建兴化 府，地狭人贫，当地人只好以读书为业。所以，“每岁上元后，即筮吉延师，以训子弟 ”③。在福宁州，也是“每岁上元后即延师以教子弟，至八月终，解馆”④。金华府汤 溪县，乡里延师之风也极盛，“每岁春，乡有长者，必聚众延师家塾，以训蒙童，迨冬 而散”⑤。在漳州府，延师之习尤可注意，“为父兄相与议，求有学识行艺可以师表者 一人，推一二有力者为纠首，以诸生姓名列名于关，敬谒以请。既许可，乃于岁节后卜 日备礼延致于学，子弟执经受业”⑥。由于这种延师训蒙风气的广泛存在，所以在明代 的乡村，即使社学败坏，仍是“虽村居里巷，而弦诵之声不辍”⑦。这无疑是义学广泛 兴起以后的社会效应。

中期以后，义学更趋兴盛，义学数量猛增。即以嘉定县为例，至万历年间，列入县志 的义学即有4所(详见下表)，其它不太著名的义学想必仍有不少。

万历年间嘉定县所设义塾

义塾名 所在地 创设时间 创建人 学田(亩)

东阳义塾 大场镇 延祐二年 沈文辉 1000余

钱氏义塾 县治后 景泰七年 钱铉

东海义塾 徐家行镇 成化十九年 徐冕 60

吴淞义塾 吴淞千 正统四年 庄安

户所南

资料来源：万历《嘉定县志》卷三，《营建》上，《小学》。

二

明代义学或乡学的形式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由地方官出资兴办，招收辖治内的贫困童蒙，使其有就学的机会。如南阳府的“ 镇平义学”，就由知县刘勋创设。他没收军民告争的田地，“量为起科，收录社学，以 延教读，以训童蒙。”所以，这所义学“不限贫富，听其来学”⑧。嘉定县的“吴淞义 塾”，正统四年(1439)由千户庄安奏建。至天顺中千户张全重修，到嘉靖三十年(1551) 巡按御史尚维持又重加修葺⑨。

社学由朝廷下令，一体创办。而这类“义学”则是由各级地方官私自创设，虽经费仍 由官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官办性质，但已与社学有所不同。如天顺五年(1461)在边地 宣府创设了一所义学，其“束修书札笔墨，凡百所需，皆给于官”。至天顺六年，又创 设了“大同义学”⑩。在福建浦城县，张俭也遍设义学，其教师由县官“务举保颇立行 止、粗知经义、敦实持重之人”，每所学校挂上“义学”的匾额，“许令通县年十六七 以下子弟赴学”。义学的经费也由官出，即用官府所收店房税，“以供给束修之资”(1 1)。

(二)由乡绅创办，以供本家族内子弟就学，有时也适当招收族外贫困子弟。如在浙江 黄岩，本地处士张国仁设义塾，立义田，专门吸收乡里子弟“力不能就学”者，“延师 教之”。如果衣食缺乏，就给以义田所入，使其能安心学习。于是，邻近地方的子弟纷 至沓来，“户屦恒满”(12)。在吴江县的蒲圩，本地人姚芳考虑到乡间中没有讲学的场 所，“因即所居之近，古塘之西，创学舍一区，中为堂，翼以两厢，敞以外门，而库庾 庖湢与夫器用之需，罔不具完。延士之贤者以主师席，凡乡闾子弟自童蒙以上，悉听来 学，而免其束修”(13)。此外，姚氏还自出私田80亩，其收入作为义塾的经费。同时鉴 于生徒过河之难，又造桥一座。万历四十年(1612)，在保定府东鹿县西南耿虔寺村，乡 人王仲善、姚世庄、王国聘、刘守家、王崇俭等创立了一所义学，置学田30余亩。后知 县袁梦庚也参与其间，赐童子笔墨书纸，还题匾曰“养正馆”。天启七年(1627)，生员 曹新、曹又新，乡人张开先、张从政等又创立一所义学，置学田30余亩。知县宁一鹤题 其匾曰“义学”(14)。又据钮琇自述，“余幼从吴南邨先生于私塾，受《尚书》、《左 氏传》及时制义”(15)。这种“家塾”，也当属于乡绅所办的学校。此外，如嘉定县的 “钱氏义塾”，由“邑人钱铉建”，“东海义塾”由“邑人徐冕建”，显然也应归属地 方乡绅所建义学一类。

不过，由于地方官员的干涉与参与，这类义塾一变而为官办的“小学”。如嘉定县的 “吴淞义塾”，至嘉靖二十年(1541)，提学御史杨宜就“以义塾生并入学塾”，成为官 方社学体制的一部分。又如嘉定县的“清浦小学”，原先也是一所义学，而“东阳小学 ”，原先也是“沈氏义塾”。

关于家族内所设义学的详细情况，从陈龙正的条约中可以获知。在族内，凡是子弟7岁 以上，稍微俊慧并愿意入学，其父母“率谒义祠，以名闻”。若居住地离义学校较近， 就给米4石，“听其自炊”，住地稍远，就“于义学中供养，逐月火头报数”。到14岁 以上，“通举业堪面试”，就每年给米10石。至20岁以上，“或有颖卓可期大就者，又 当超格优遇”(16)。

(三)由科场失意的儒生创设。他们出榜开馆招生，从中觅取馆谷束修，以便维持生计 。这一类学校应称“乡学”或“乡馆”。按照乡学常例，村夫子教人子弟，一般为父兄 造请，而后处馆教学，绝无榜门招致学生之理。可是，在明代，这种乡馆已有商业化的 趋势。如在北京，一些学究公开做广告，大书其门云：“秋爽择日来学”(17)。这种事 例在明代的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如小说言，当时有一位乡学先生甄龙友，写了一张红纸 ，贴于门首道：“某日开学，经蒙俱授。”过了数日，果然招集得一群村童学子。小说 毕竟比正史写得活泼有趣，进而对这些村学童的顽皮作了如下描述：“吃饭迟延，假说 爹娘叫我做事；出恭频数，都云肚腹近日有灾。若到重阳，采两朵黄花供师母；如逢寒 食，偷几个团子奉先生。”所以，这种乡馆的教学质量实在无法恭维。开始只不过读些 《百家姓》，即“赵钱孙李”之类。后来有几个长大些的，就读《论语》。但当甄龙友 教他们读“郁郁乎文哉”时，那些村童却读作“都都平丈我”(18)。

当然，乡学先生并非一概都是无学之辈，有些也是饱学之士。换言之，名士处馆的现 象也并不罕见。如状元钱福，罢官家居后，就被江阴徐氏聘至家塾。不久，徐氏二子就 中了举人(19)。明末有名的学者黄淳耀，也于崇祯十四年(1641)馆于文坛宗主钱谦益家 ，钱氏“待以殊礼”(20)。

在义学或乡学中，塾师一般都自行聘请，身份各不相同。有些由生员充任，如前述的 东鹿县耿家庄义学，就“延生员曹登第、赵际可教之”；有些则是名人，如前面提及的 钱福、黄淳耀；有些则是一般的科场失意的老童生，他们藉束修养家糊口。在一般性的 乡学或义塾中，塾内只设塾师一名，以负教职，而在一些正规的义学中，塾师则较多。 如常熟县所设的义学，共有“义师”12名，其中6名为训蒙义师，专门负责训养童蒙，6 名为举业义师，专门“以课文艺”(21)

义学或乡学塾师的馆谷，或由有力者独自承担，或设学田，以学田收入支付，或由有 力者为“纠首”，参加者共同分摊。塾师的馆谷数也因其名望、身份的不同，而有厚薄 之分。较低者，如明末人陈龙正在家族内设立的义学，其中塾师的束修为每年米10石， 而且“不问米价低昂，悉用本色，不许管人折送价银”(22)。福建浦城县的义学，其馆 师的束修也为每年银10两(23)。而在吕坤所设的社学中，社师束修多者每年可获粟20石 ，少者也不低于12石。显然，乡学塾师每年束修米10石，比起社师来，就略微显低。不 过，义学或乡学不同于社学，馆谷束修由官方比较统一的基本标准，而是随自己的声望 而高低不一。如常熟县所设义学，义师的馆谷标准为每年10石，但此外仍有俸银8两， 聘礼银5钱。同时，每年的清明、端阳、中元三个节日，义师尚可获取节仪银各3钱(24) 。又如崇祯十四年(1641)，陈舜系在黄惟萼家塾中处馆，一年馆谷达20石，外加办月钱 4800文(25)。这比起前述的馆谷米10石，就显得较为丰厚了。至于像钱福这样的名师， 其束修就更加丰厚。据载，他的束修达每年500两银子(26)。

三

义学或乡学的大量崛起，对于改变明代乡村的教育面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使 教育不仅仅限于富有人家或书香门第的子弟，同时也使贫穷人家的子弟也得到受教育的 机会。这样，就使乡村穷苦人家的子弟多了一条在科举上获出身的道路。如金华府汤溪 县自普兴家塾后，不久胡节就被改为福建怀安令，胡孟修从家塾起家，中了南京的乡 试，胡超更是登了进士。这反过来又鼓舞了乡里的好学之风，于是“其大家观感兴赴，亦稍稍遣子弟入学矣”(27)。凡是乡里义学或乡学兴盛的地方，其科举必盛。如福建兴化、泉州，乡里延师兴学的风气极盛，因此当地科甲最多。每次乡试，兴化、泉州“占通省之半”。有明一代凡91科，而兴化解元达30人，泉州解元21人，共计51人，超过全省一半(28)。

尤应注意的是，在明代的科举中，乡村中举者往往多于城市。即以吴江县为例，从洪 武三年(1370)至弘治二年(1489)，共中进士49人，除居住地不详外，其中乡都占36人， 而县市只有5人。在乡都中，其中市镇又占14人。即使是科贡，乡村也多于城市。仍以 吴江县为例，从洪武十一年(1378)至弘治二年，共计科贡103人，除居住地不详外，其 中乡都占54人，县市只有32人。在乡都中，其中市镇又占15人(29)。所有这些，就不仅 仅是乡村社学普及而致，而是与义学或乡学的兴盛大有关系。

注释：

①宋濂：《长洲练氏义塾记》，万历《长洲县艺文志》卷二。

②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学校·福州府》。

③《八闽通志》卷三，《风俗·兴化府》。

④《八闽通志》卷三，《风俗·福宁州》。

⑤王懋德：《金华府志》卷五，《风俗》。

⑥万历《漳州府志》卷一《风俗》。

⑦弘治《吴江志》卷五，《风俗》。

⑧刘勋：《镇平义学记》，载《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四六一，《南 阳府部》。

⑨万历《嘉定县志》卷三，《营建》上《小学》。

⑩倪谦：《倪文僖公集》卷十四，《宣府新建义学记》。

(11)张俭：《圭山杂著》卷五，《浦城县立义学议》

(12)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七，《滋德处士张公墓志铭》。

(13)莫震：《古塘义塾记》，弘治《吴江县志》卷十五。

(14)《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七十，《保定府部》。

(15)钮琇：《觚媵》卷一，《岁寒集》。

(16)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一，《义庄条约序》。

(17)《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三十九《顺天府部》。

(18)周清原：《西湖二集》第三卷。

(19)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钱鹤滩馆江阴遗诗》。

(20)黄淳耀：《陶庵集》首，《陶庵先生年谱》。

(21)李维柱：《常熟县儒学志》卷三，《饮射志》附，《义学》。

(22)《几亭外书》卷一。

(23)前引《浦城县立义学议》。

(24)前引《常熟县儒学志》卷3。

(25)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上。

(26)前引《钱鹤滩馆江阴遗诗》。

(27)《金华府志》卷五《风俗》。

(28)施鸿保：《闽杂记》卷六，《兴泉科甲之盛》。

(29)弘治《吴江志》卷八，《科举》。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1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