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恒访谈录

张群

本文载于《学问有道》，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原题为《高恒委员访谈录》。

张：高老师您好！衷心感谢您百忙中接受采访。法学界的同仁都知道您是一位著名的法史专家，但对您的经历缺少了解，可否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

高：我出生在湖北省的老河口市。幼年念过四年私塾，打下了一些旧学的基础。但其他孩子都进学校念书，所以父亲还是把我送到公立学校去了。当时正值抗战，老河口地区是战略要地，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许多北方和南方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都逃难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使得我们那个内地小城有机会接受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文化，如曹禺的戏剧，我当时就都知道了。这无疑开阔了我的视野。解放后我考进武汉大学法律系。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武汉大学的法律系在解放前就很有名，有许多非常出名的老师。我的本科法学教育是很好的。我在学习的时候很注重联系实际。当时有课堂讨论课，分析案例等，我都非常重视。我现在回头看，觉得当时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很正确的。随后被选拔去苏联留学（先在国内接受了一年多的外语培训），接受研究生教育。我自己体会，苏联的研究生教育是很好的。现在研究生上课太多，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我对此深不以为然。我们当时主要是按照老师开的阅读书目，自己去读书，过一段时间之后，一般是两个星期，向导师汇报心得体会。这就逼着自己去读书，做笔记。要不然上课讲不出来。当时我念了许多政治思想史的经典著作（我当时的专业是法学理论）。我认为，一个做研究工作的，必须要阅读这些经典著作。我注重哲学的学习。从大学时候开始，我就读过许多中外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很大。

张：那您是如何开始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呢？据我所知，您从苏联回国之后，开始是从事法学理论的研究。

高：这是很偶然的。20世纪七十年代，我曾随从诸专家参与注释、整理《睡虎地秦墓竹简》，很自然就开始了对秦汉法制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秦汉简牍中的法制问题有较全面、系统的考察，撰写论文数十篇。又因为我对哲学很感兴趣，随后又对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史进行研究。我从事中国古代法史研究四十余年，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这两个。我选择这两个方向作为研究重点，不是追赶时髦和热潮。我觉得学术研究，追寻时髦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张：您1977年发表的《秦律中“隶臣妾”问题的探讨》一文曾引起很大的轰动，1许多学者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该文在研究秦简忠“隶臣妾”身份问题以及秦刑徒刑期问题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性的学术地位。如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滋贺秀三说这篇论文对中国法制史研究有“划时代意义”。2日本学者永田英正说，高文“是真正论述有关睡虎地秦简所见‘隶臣妾’之身份问题的最早研究成果。”3中国学者高敏说，您的论文虽有不足之处，但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有助于研究秦律中有关隶臣妾的问题，是一篇很有见地的好文章。”4您能否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学术价值？

高：我在文章中提出，秦简中所见秦刑徒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等皆因犯罪而判为终身服劳役的官奴隶，无刑期，非经赦、赎不得为庶民。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始废除这种刑罚制度。即规定各种刑徒的刑期，所谓“有年而免”，不再是终身服役的官奴隶。依此观点对《汉书·刑法志》中有关记载就能有正确认识。从而纠正了东汉卫宏《汉旧仪》对秦刑徒身份的错误论点。西汉文帝废除以刑徒为官奴隶的措施，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废除奴隶制的重大举措。因为奴隶制社会的奴隶来源，主要有战俘、刑徒和债务奴隶。汉文帝废除以罪犯为官奴隶的制度，也就具有了瓦解奴隶制度的重要意义。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注意，先后发表百余篇论文进行讨论。其中就有你前面所说的几位。我个人觉得其学术价值在于，最先把秦简中“隶臣妾”的身份，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提出来并加以系统研究，且首次提出秦汉（文帝之前）刑徒无刑期的观点，拉开了这一问题讨论的序幕。我觉得这篇文章是我早期的代表作。5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秦时傅籍年龄的问题。我在研究秦律中的徭戍问题时，6提出秦时实践中是以身高为傅籍标准。傅籍即履行应征服役的手续。秦汉时男子多大岁数登记服役，史籍多有记载，很不一致。学者根据云梦秦简中《编年记》的有关记载，推论傅籍年龄应该是十六或十五岁，众说不一。我根据秦简以及大量古籍，证明秦时仍承袭周秦制度，傅籍不是直接依据年龄，而是以身高——男子六尺五寸傅籍。达到法定年龄而未达到身高时，谓之“罢癃”（身体有缺陷，如驼背），可“占癃”，申请照顾。

张：上述成果都是您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研究。请问您此后还从事过哪些具体的研究？

高：我一直坚持对秦汉简牍法制史的研究。一是汉简中的债务文书。我曾收集、整理汉简中相关各类文书资料，考证各种债务文书性质，厘定出它们的名称。将其分为契约文书、索债文书、官府录债权人索债申述文书、官府处理戍卒债务文书、债务担保文书、债务诉讼卷宗择录等几类。在考证了汉简中各类债务文书的性质、作用之后，我还探讨了汉简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债务文书的原因。我首次发现，汉代西行戍卒不仅是去服役戍边，同时还从事经商活动。因为有经商活动，才会发生如此多的债务纠纷，以致需要官署参与处理戍卒之间，以及戍卒与当地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为了论证西汉戍卒经商活动，我根据汉简中的有关资料，专门考证了西行戍卒经商是否有利可图，他们贩运衣物的本金，官署给戍卒贩衣物签发的证明等等。并首次论证戍卒到达的一些县，如居延、屋兰等地，开设有寄卖衣物的“所”。7

二是对居延汉简中自认为是举、劾、案验的文书，做分类、注解。并以此资料为主，考察了当时的行政、司法活动的程序，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从而纠正、核实了史书中有关记载的混乱、谬误，将乱杂无章的各种文书缕析出了头绪。我的研究表明：举、劾，即基层机关向上级或司法机关揭发、检举有关官吏的违法、犯罪；案验即审察罪行。审判机关对案件作出判决，必须经过“案验”。其程序大致如下：①确认当事人的“名、郡、县、爵、里、年、姓、官、除”；②向被审问者宣读有关律令，令其招供实情，否则负法律责任；③爰书验问，记录口供；④写明参与验问的官吏；⑤验问结果与处理意见。8

三是对汉代壁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的研究。1992年12月，甘肃敦煌甜水井悬泉置遗址，发现墙壁上书写文书《使者中[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我撰文考证了此“五十条”与史书记载的《月令》的关系，认为它是《月令》删节本，是西汉末年学者刘歆主持编定的。此事与王莽图谋篡权有关。我认为重要的发现是，此文从法学的角度，证实“月令五十条”的“注解”是古代律令制定的一种方式，“注解”也是《四时月令五十条》的有机组成部分。《五十条》的制定者以这种注解方式对汉《月令》相关条文作必要的解释、修订或补充，使原条文的内容具体、简约，以突出其法律规范性质。这种注释原法律条文而形成的法律规范，早已有之，如秦时的法律答问，汉时的法律章句，等等。通过注释方式使原有的条文更加完备，严谨。继承秦汉以来制定法律制度的经验而形成的《唐律疏议》即是以此种方式制定出来的一部法规经典。不言而喻，研究《四时月令五十条》及其注解，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

四是对汉代上计制度的研究。1993年初，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一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郡县行政档案。其中一方题为《集簿》木牍，上面记载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即上计文书的内容。所谓上计，而郡国行政长官向朝廷申报一岁治理状况的制度，朝廷据此考核地方的政绩。史书关于计书的记载十分简略。我结合汉代的历史实际，引证古籍，对《集簿》的内容，分类逐条考证。纠正了史书上的错误记载，并对地方上计的时间、地点等，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0

张：那您可否接着谈一下您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

高：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方面，我主张从古代法学与先秦诸子学说的关系入手，探讨法的特质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说：春秋战国诸子学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也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也是“和实生物”。这一论点符合历史实际。古代法学与诸子法学的关系，就是如此。要正确揭示出法学的内容、特性，必须研究它们之间“相反而皆相成”的复杂关系，特别值得论述的是先秦法名儒三家学说对古代法学的关系。

（一）法家学说为古代法制奠定了法理基础。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的基本特征应当是公开、公正、平等。我国先秦法家关于法的论述，正包含了这些内容，从而为古代法制奠定了符合法理的基础。法家提出的这些理论、界说、概念等为中国古代法制构筑了缜密科学的法的理论。11

（二）名学为古代法制奠定了逻辑理论基础。先秦名学，即中国古代逻辑学。它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法律、法学发展均有深刻的影响，为其奠定了逻辑理论基础。这门研究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的学科，为人们认识和解决有关法的问题，提供了正确思维形式的规则，从而使法学中有了精确的名词概念，论证命题的判断推理合乎逻辑。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与先秦名学同时形成演进的魏国《法经》的体系及其后出现的秦律的名词概念、审判程序的严谨推理，足以说明名学对古代法制法学的影响。12

（三）儒学为古代法学提供了政治理论基础。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适应的古代法制、法学，于先秦时期已初具雏形，但这时基本上以法家的学说为其政治理论指导。西汉以后逐渐接受儒学为其政治理论基础。这里所说的儒学，主要是景武时期大兴的公羊春秋学。当时被称作“儒者宗”的公羊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公羊家宣扬的“春秋之义”，应用到了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各领域，使儒家经典《春秋》成为了治世建国的政治纲领。公羊家康有为曾说：“夫孔子之大道在《春秋》，西汉之治以《春秋》，自君臣士大夫，政治法律言议。皆以公羊为法，至今犹从之。”此说甚是。西汉以降，历代法制中都可以清楚看出公羊春秋学对中国古代法律、司法甚至审判程序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公羊春秋学对古代法制的指导原则的影响，比如重三纲，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大一统，强调君主中央集权；尚法制，重视以律令治国；行权变，主张行权济事变等等。13

张：关于儒学、法学和中国古代法学的关系，学界有不少论述，但关于名学和法学的关系似乎还谈得不多。您早在十多年前就发表过有关论文，可否具体谈谈您的观点？

高：我列举名学中的几个重要范畴理论来说明。“类”是名学中关于定名、立辞、推理的基本概念。用“类”的范畴察辨事物的同异，使有可能对其区别对待。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古代法制有了新的发展、变化。《晋书·刑法志》记载，战国时期，“魏文侯师李悝，悝撰诸国法，著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狱、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其罪名之制也。”所谓“罪名之制”，即按“罪名”编纂法典。在此之前的《刑书》是按“刑名”编纂的（见《周礼·司刑》、《尚书·吕刑》），改“刑名之制”为“罪名之制”，绝非编纂法典的简单技术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按“刑名”定制，仅是对事物表面的一种相同现象的概括，反映的只是事物表面非本质的特有属性的概念。而“罪名”的形成，则需要先概括出事物决定性的特有属性，即本质属性。编出罪名之制的法典，所要抓住的已经不是事物的表面和外部联系，而是对其本质的内在联系。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做到逻辑学上的所谓审名，辨类，即韩非所说的“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辨类”，也就是通过分析各罪名的含义，给它下一个定义来确定位置，明确其界限，进而找出各罪名的区别，将其归为不同的类。显然若将盗贼罪名集为一篇，首先要在形形色色的各类犯罪的本质属性，也就是先要对他们有充分认识，才能用盗贼的概念表述出他们的内涵，明确他们的外延，反映出一切有关盗贼的行为的特点，这样才可能将盗贼罪各列为一篇。再者由于对盗贼本质属性有所认识，立法者才能进而确定这两种罪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性，才可能提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而将其为刑律的中心篇章。而制订出的其它篇章，则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两篇章的实施。所谓“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类”的理论对于审问罪犯和法律的适用，也具有重要意义。譬如说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区分罪与非罪，还是认定罪的性质，都必须以“类”的理论为指导，“类”是判断推理的前提。《墨经·大取》说：“立辞而不明其类，则必困矣。”由此可见“类”概念对于审理案件的重要意义。

其次是“故”。“故”指事物形成的原因，条件或推理论证的根据。与“类”相同，“故”也是中国古代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秦思想家早已认识到事物的形成必有其原因，条件。所谓“故所得而后成也”。强调论证问题，必先“辨其故”。故有大、小之分。小故——形成事物的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事物的充分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总之，凡提出一命题，都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名学中关于“故”的理论，在古代法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从云梦秦简中得知，制定秦律的立法者无论是区分罪与非罪，确定罪的性质或考量刑的轻重时，都细致考虑过该项罪形成的原因和条件，由此可见故的理论，对古代法制的意义。

再次是譬。譬，又作辟，名学中一种推论形式。为了阐明某一未知的事实或原理，而找出另一未知的与其相似的事实或原理，作类比推理说明。这种推论称作譬。如名学家惠施说：“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也。”名学譬的理论的形成，使人的认识能力极大提高。对于古代法制法理论有重要影响。人类社会关系繁杂纷呈，法律不能一一作出规定，名家关于譬的理论，很早就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云梦秦简中有多则法律答问，说明正确运用譬的推理，不仅简明，确切解答了法律条文尚无规定的某些犯罪应如何处刑的问题，并且使人对这些犯罪行为的性质能力及有一个确切的深刻的认识，这就为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创造了条件。

最后是“效”。作为名学用语，“效”可理解为立论的标准，也可解释为推理的方法。《墨子?小取》：“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即是说理论需要先立一个标准，然后按这个标准检验标题，凡符合这个标准的命题，就是正确的，否则就不正确。效作为一种推论方法，对于古代法制同样有深刻影响。秦律中有以“效”命名的一篇，内容是关于检验官署物资的法律，法律中的这个效字，显然是从当时流行的名学中借来的，有关国家机关物资管理的法律，定名为“效”，显然抽象，但很贴切，先制定出来管理规章，然后以此为准则，检验有关官吏的物资，这便是“效”。名家关于“效”的理论，对于法制、法学的影响很是深远。历代统治者都懂得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是，制定出各种法律规范，作为检验臣民行为的准则，合者为守法，不合者为非法违法，就应该受到惩罚，这种统治方式，如今已被人们视为“公理”了。名家“效”的理论，对于树立臣民的法的观点、法的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先秦名家提出的一系列认识事物判断是非的理论，对于古代司法审判活动也有重要影响，例如“参验”、“以参为验”的理论。韩非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云梦秦简中《封诊式》一篇，其中有“治狱”、“讯狱”两则爰书，规定了当时审判案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出了名学参验理论的精神。其中规定在审判活动中应允许诉讼参与者可以“各展其辞”，反复“诘”、“解”。所谓“其辞已尽而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又尽听书其解辞，又视其他无解者以复诘之。”《封诊式》还有对案件进行调查、勘验、审讯等程序，无不体现名家关于“参验”、“刑名参同”的理论。

张：您坚持了四十多年的法制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否请您总结一下自己研究的经验和体会，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具体意见？

高：学术研究，首先要有研究。对学术研究的性质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把研究和宣传、介绍区别开来。泛泛而谈更不是研究。其次，要有自己的观点。但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我每篇论文都有自己的观点，但都是有充分证据的。不是随便说说或者异想天开。没有证据支持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很重视考据。

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我觉得有这样几点是很重要的。第一，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时，一定要尽量收集分析资料，而后得出结论。绝不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例如，我在注解《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刑徒时，不是根据东汉卫宏的《汉旧仪》所说，认为秦时的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也是服刑二年、三年、四年，有服刑期的刑徒。而是详细阅读《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从中得不出秦时上述刑徒有刑期的结论。而且发现其中还有爰书的记录。当时判处城旦舂得刑徒可以买卖。这就足以证明秦时的隶臣妾等刑徒是终身服役的官奴隶，非经皇帝赦免，不得为庶民。由此，进一步查阅史料，才发现汉文帝十三年才规定上述刑徒的刑期。再者，关于秦时傅籍年龄问题。笔者没有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中记载《编年记》作者“喜产”、“喜傅”的年份，就简单地认为秦时“傅籍”年龄是十六岁，而是细检先秦史料，查明当时是根据人的身高傅籍。大量史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都以身高判断该人是否成年。

第二，研究历史上一些较重要的法律制定时，务必仔细深入分析它形成改革的原因条件。我阅读《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所著《法经》为“罪名之制”时，认为这是立法史上的一项重大改变，从认识论的角度，认真考察分析各种罪名形成的条件，认为先秦名学的发达，对人民认识和解决法的问题，提供了正确思维形式和规则，从而才出现具有精确的名词概念，论证命题的判断推理符合逻辑。由此，较全面分析了古代法学与先秦名学的关系，撰写了《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一文。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主要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法制史。比如研究沈家本法律思想的时候，我主要是从法理的角度，而不是政治思想的角度。我注意到了现代资产阶级法律观对他的影响，从而看到了沈家本突破儒家伦理观念，用现代资产阶级的新思维，系统考察中国古代律学时，既是将律学推向新的阶段，也是将其导向终结，因为清除了儒家思想的律学，也就不成为中国古典律学了。14我对张斐及其法律思想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特点。15我个人体会，做法制史研究，一要重视法学理论的学习，特别是民法、刑法和诉讼法这三大部门法的制度和理论，要比较熟悉，训练自己的法学思维。二是要重视哲学的学习。

杜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