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勇教授在张晋藩先生执教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庆典上的讲话
2010.10.17 尊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张晋藩先生执教六十周年及八十华诞。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张晋藩先生辛勤耕耘，在教育领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法学人才，也祝愿张晋藩先生，福寿安康。 此次活动，由我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办，我代表主办方，对于各位朋友的支持，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衷心感谢，祝大家健康、幸福。 八十年风风雨雨，张晋藩先生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以其坚毅的性格和辛勤的汗水，铸就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在这里，我作为弟子，简单谈一下张先生的学术贡献。 我认为，张先生在法制史领域的贡献，可用三句话概括：奠定了法制史学的基本理论，构建了法制史学的学科体系，丰富了法制史学的学术内涵。 第一，奠定了法制史学基本理论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首先需要解决基本理论问题。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理论指导。第二，中国法制史学的基本方法。第三，中国法制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先生在这三个方面，均作出重要贡献。 在基本理论指导方面，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指导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尤其是在早期改变前苏联关于“国家与法权历史”对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影响，坚持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全面探索中国法律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和规律。 在中国法制史学的基本方法方面，先生提倡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提倡微观制度研究和宏观规律分析相结合，提倡古为今用，借古鉴今，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在中国法制史的重大理论问题方面，先生先后关注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内涵，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法律近代化问题等。在上述涉及中国法制史重大理论问题方面，先生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观点。其中相当一部分观点，为学界普遍认同。 第二，构建了法制史学学科体系 一门学科，其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其学科框架、学科体系的成型。“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上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 民国时期，中国法制史已有初步发展，老一代法律史学家，包括杨鸿烈、陈顾远、戴炎辉等，从不同角度探索着构建“中国法制史”的学科体系，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这一时期关于中国法制史学的学科体系，较多地注重史料的发掘和梳理，注重以司法为中心的法典、法律研究。他们的研究，初步界定了“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范围，为当代中国法制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与法权的历史”占据着法律发展史的主阵地。“中国法制史”的学科体系探索，偏离了法律发展的自身之路。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发展全面起步。而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构建该学科的体系框架。正是在这一阶段，先生与诸位学界同仁，艰辛探索，大胆创新，在构建“中国法制史”学科体系框架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先生强调，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学科，重点在于研究、梳理中国历史上各项法律制度发生、发展、变革的历史脉络和运行规律；中国法制史的理论框架，既要吸收西方近代法律理论和法律原则，又要坚持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基本定位；中国法制史，不仅要注重对于各项法律制度的研究，也必须在研究中见人物，见思想，见活动。 在“中国法制史”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的构建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一，1982年出版、由张先生主编的第一本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高等学校本科教材具有特殊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繁荣起步之时。该教材，不仅初步构建了中国法制史学的基本学科框架，而且培养了整整一代学人。第二，1999年出版、张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中国法制史学的学科框架基本成熟。以朝代为经，以部门为纬，贯穿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精神、中国法律近代变革的基本脉络，经纬交织，古今衔接。这一学科框架，基本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发生、发展、变革的脉络和特征，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当然，学科体系本身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结构。当今一些学者正致力于中国法制学学科体系的新的探讨。这种探讨表明，以张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中国法制史学的学科体系会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 第三，丰富了法制史学学术内涵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先生的又一重大贡献是：极大地丰富了该学科的学术内涵。 我们注意到，民国时期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多限于法律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诉讼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研究和介绍，缺少对于法律发展基本规律的探讨，缺少对于法律特征的背景、条件分析，缺少对于相关部门法的介绍。而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在国家与法权历史的框架下，更多的是政治制度史，政治发展史，是从政治属性、统治工具角度研究法律制度。对于法律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基于近代法学基本理论、基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方面的研究，比重较小。 先生六十年的学术生涯，尤其是近三十年的学术之路，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法制史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史，行政法史，民法史，刑法史，诉讼法史，官制史，少数民族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法文化史。其中相当一部分，均是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方向。 我们高兴地看到，先生以八十高龄，继续在“中国法制史”学领域，愉快地耕耘，欢乐地收获，研究灵感不断涌现，学术火花相继迸发。值此先生执教六十周年、八十华诞之际，我衷心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希望先生，在学术征程中，继续愉快耕耘，欢乐收获，并引领我们，再创学术辉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