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依法治国的历史借鉴问题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就法制文明而言，有着四千余年有文字可考的从未中断的历史，这是世界文明古国中仅有的。所以，中华法文化的积淀深厚，治国理政的经验非常丰富。以下谈几点对依法治国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古代法律传统。

其一，求实务实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只有夏商两朝有着中国式的神权法制。进入公元前11世纪，周朝便开始由重民取代重神，由慎罚取代天罚。此后，三千多年的法制历史，都立足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和国家政务实际，充分显示了理性的法律思维和求实务实的法律传统。例如，根据以农立国的国情，在唐律中制定了“务限”法，就是从四月到八月的农忙季节，作为务期，官府不受理民事诉讼，以免有违农时，影响生产。“务限”法从唐律发端，一直贯穿整个古代。又如，在司法实践中，重证据，讲究司法勘验，特别强调司法官引律断罪，避免主观臆断，西方曾经实行的宗教法和宗教法庭在中国古代是不曾有的。还需指出，中国古代有些开明君主，如唐太宗李世民，便以求实务实为史书称道。例如，唐太宗一次下令，凡伪造资历者，处死刑。不久，大理寺少卿戴胄却对一名伪造资历的官员判处流刑。为此，唐太宗责问戴胄，戴胄回答说，判处死刑是皇帝一时喜怒而发，判处流刑是“据法断流”。由于“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他希望太宗能“忍小忿而存大信”。结果，太宗非但没有责怪戴胄，反而嘉奖他。“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在唐太宗的影响下，贞观一朝形成了以求实务实相标榜的政治风气。

其二，重民固本的法律传统。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便从夏初国家兴废的一段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结论。夏朝建立以后，禹为了巩固第一个阶级王朝，注意倾听民众的呼声。他制造了五种乐器，凡是向禹讲解为政之道者，击鼓；要求行仁义之事者，击钟；请求解决某种事项者，振铎；以忧患相告者，击罄；以狱讼相告者，摇鞀。禹听到乐器的声音，便及时接待来访者，史称“五音听治”（《淮南子·汜论训》）。由于来访者多，禹有时甚至“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由于禹重民亲民，不仅稳定了统治，并且顺利地推行了王位世袭制度。传至第三代泰康，不务德，伤害了百姓，失去了王位，直到第四代少康才重新稳定了夏朝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结论就是由此而来的，后世统治者将其奉为治国的警世恒言。为了重民固本，历代制定了有关保障民生的立法，如土地法、赋税法、环境法等，在法律体系中占有较大比重。为了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南北朝时期，便将死刑的处决权收归朝廷，而且由唐至清都实行死刑复核制度，历时千余年之久。

其三，依法察官治官的法律传统。由于官吏是执行国家职能的重要力量，吏治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废，所以从官僚制度形成之日起，便出现了察官治官的御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历经秦汉的御史台制，唐宋的一台三院制，明清的都察院制，使监察权不断趋向于集中化，监察的覆盖面不断的扩大化，涵盖了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与此相适应的，监察法也不断充实。汉武帝时，为了打击勾结地方豪强势力的地方高官，制定了通行全国的地方监察法规——《六条问事》，有效地巩固了中央集权。唐玄宗时，制定监察《六法》，把监察的对象由两千石的高官扩展到所有官吏群体。至清朝制定《钦定台规》，全面规定了适用于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法规，而且出现了类似于总则的宪纲和类似分则的细目，可以说，达到了法典化的程度。由于监察有法，明确了监察权的指向和监察机关在国家中的权力地位，特别是为监察机关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也规范了监察官巡按地方的细则，同时也确定了监察官的任职条件和违法处罚，使得监察机关能够发挥纠弹官邪、维持国家纲纪和吏治的作用。因此，晚清官制改革时固有的六部都进行了大的变革，唯有都察院存而不废。

限于时间，概述以上三点意见。总之，中国法制历史是一座宏伟的智库，需要深入挖掘研究，充分发挥其史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