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广州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未设司法部
欧阳湘
【内容提要】不少论著乃至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收录的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系统表”，都认定1921年5月成立于广州的中华民国“正式政府”设有司法部。但根据当时出版的资料特别是广州《司法公报》，正式政府不设司法部，司法行政事务由大理院长兼管，于该院内设司法行政事务处承办具体事务。导致以讹传讹的原因是当时司法体制变化较快，加上历经战乱后，原始档案遗失，事实后追述资料获得错误确认。
【关 键 词】中华民国正式政府 司法部 大理院 司法公报
对于孙中山1921年5月建立的中华民国正式政府的组成，特别是司法行政机关为何，学术界尚无定论。笔者拟在考察南方政府司法机关沿革的基础上，利用较少被关注的广州《司法公报》和《广东群报》等一手资料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
1921年5月5日，设在广州的原中华民国军政府改组中华民国政府，史称“正式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由于选举机构是国会非常会议，通称“非常大总统”。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并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不过，对于正式政府是设有司法部，还是由大理院兼管行政事务，学术界尚无定论。
1、肯定有司法部说。
认定广州中华民国正式政府设有“司法部”，在学术界相当普遍，其中不乏权威政治法制史论著。例如，《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说：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总统，“6日任命正式政府的各部部长，即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胡汉民为总参议兼文官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 ] 其他政治制度史著作，也多有持类似看法的。[ ]
肯定论者还包括资深前辈学人名著，如杨幼炯说：“同年五月五日，孙先生就大总统职于广州。……外交部长伍廷芳、财政部长伍兼、司法部长徐谦”。[ ] 钱实甫也认为，“当时成立的仍是外交、财政、司法、陆军、内务、海军六部，另设总统府秘书长”。[ ]
更不容忽视的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楫收录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系统表”(1921年)中，大总统之下列有参谋、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7部和大理院。其“附注”说：“五月五日总理就大总统职于广州。任命各部分人员，外交部长为伍廷芳兼财政部长，陆军部长为陈炯明兼内务部长，海军部长为汤廷光，参谋部长为李烈钧，司法部长为徐谦，大理院未设院长，院务由司法部长处理，秘书长为马君武(后谢持)，总参议为胡汉民”。[ ]
2、否定说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正式政府不设司法部，司法行政事务由大理院院长兼管。如莫世祥的《护法运动史》，各部长名单中就没有司法部长，而有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徐谦；[ ] 丁身尊主编的《广东民国史》也大致差不多，但也注明根据上海《民国日报》而已。[ ]
3、存疑说
持论者则倾向于未设司法部，但似无完全把握。例如，《孙中山年谱长编》任免名单中无司法部长，而有“徐谦为大理院院长”。但注释却声明另有任“徐谦为司法部长”之说。[ ]
应该说，肯定正式政府设司法部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系统表”(以下简称“系统表”)根据于档案，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事实上则是其他论著的持论根据。[ ]同书的“大本营组织系统表”(1923年)各部中，已无司法部，只有大理院。那么，1921年广州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到底否设有司法部，或者说南方政府的大理院兼理司法行政制度始于何时呢？
二
为核实正式政府的司法机关，这里拟在回顾此前南方政府司法组织沿革的基础上，综合南方政府的官方出版物，并与当时出版的报刊资料互证，从而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1、 南方政府中央司法机关的组建。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后，西南各省司法统计与报表便不到北京，在北京《司法公报》上多是“未据呈报”，有的年份甚至连省名、审判厅名也不列。不久，广州组织完整的中央级司法机关。大元帅制军政府时期，司法事务由内政部兼管，总长孙洪伊未就职，次长居正代理总长，叶夏声代理次长。1918年改为总裁制后设司法部，下设三司，第一司掌民事及非讼事项；第二司掌刑事和检察事项；第三司掌司法行政。[ ] 孙中山的政务总裁代表徐谦任部长。徐谦离粤后，次长谢持代理部务；1919年，谢持又辞职，由司长吴山署次长并代理部务。1920年初，孙中山与桂系彻底决裂，徐谦被免职，由徐傅霖接任。同年底粤军回粤，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徐谦复任司法部长，吕志伊任次长。
大理院与总检察厅的组建则颇费周折。1918年3月，根据内政部的建议，孙中山呈请国会设大理院。4月23日，大元帅令公布《大理院暂行章程》。章程规定，“大理院为最高审判衙门，于护法期内，依法院编制法之规定，暂行设于广州”。[ ] 但广州大理院并未即时成立，拟先设广东大理分院也未落实，军政府即遭改组。 1918年11月，政务会议议决筹设大理院。次年3月大理院、总检察厅才正式成立，任赵士北为大理院长、林翔为总检察长，军政府并通令护法各省高等检察厅“迅将依法上告大理院案件汇送核办”。[ ]
由于国会质疑赵士北的任职资格，赵于1919年7月“请假”，庭长童济时暂代院务，后由陈洪道接任； 不久，总检察长林翔也被免职，沈钧儒接任。[ ] 1920年底，粤军回师广州驱桂后，林翔续任总检察长，郑烈、卢兴原代理大理院庭长，大理院长则悬缺。1921年2月通过的《大理院暂行办事简章》规定不设院长。
2、军政府改组正式政府后裁并司法部。
孙中山筹组正式政府，与一心图霸广东的陈炯明发生矛盾。总统选举结束近一个星期后，陈氏及所部将领才发贺电，总统就职日期也一再拖延。财政问题尤为实在，“供给中央政府者，只有广东一省”。为此，孙中山决定实行“减政主义”。一方面是减薪，“拟自5月1日起，凡总统府各部与粤中军民各机关职员，及国会省议会议员”，一律暂支半薪。[ ]
更重要的减政措施是“缩小政府机体”。总统选举结束后，孙中山与伍廷芳、陈炯明等连日商议，决定新政府组织从原有的8部减为4到5部，即外交、内政、财政、参谋四部仍旧，海、陆军合并为军务部，交通、司法归并于内政部。各部长人选，则伍廷芳长外交，次长伍朝枢；唐绍仪长财政，次长廖仲恺；参谋部长唐继尧，次长未定；内政部长陈炯明，次长谢持；军务部总、次长未定；徐谦将调充大理院长，内政部将增设交通、司法两局。[ ]
5月4日，包括司法、交通在内的军政府各部总、次长一律解职。随后重组的正式政府中，没有司法、交通两部。但海、陆军两部仍旧，参谋部长改任李烈钧；内政部兼管教育、实业和交通，次长改任吕志伊，司法行政则改归大理院兼管。[ ]
3、从《司法公报》看正式政府的司法机关。
正式政府虽未有政府公报(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南方政府公报》只有军政府、大本营和国民政府公报三种)，但却编有《司法公报》。该报“暂由大理院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处类纂发行”。“编辑例言”说，该报“系就关于司法事务之文件及判词择要汇编，所辑材料以正式政府成立后所发之文件为主。前军政府司法部发布之文件现仍继续有效者，择要编入附录栏”。辟有令文、法例和杂记等栏目，现存4期(1921.12-1922.3)。[ ] 据此，可对有关史实进行核实。
公报第1期图画栏刊“孙大总统”和“大理院长徐谦”两幅。命令栏之大总统令第1条为：“特任徐谦为大理院长。此令。十年五月五日”。[ ] 第2条为“任命林翔为总检察厅检察长”，落款：5月9日；第3条为“司法行政事务，着暂归大理院长兼管”，5月11日。然后依次是任命大理院庭长、推事，总检察厅检察官，高地各审、检厅长。
大理院随即派员办理司法行政事务，接收“前司法部卷宗暨新旧收入”，并于6月17日呈报大总统。23日，大理院长又呈准“兼管司法行政办事人员比照定为实官”，拟设主任办事员2人，比照各部司长，由大理院长呈请任命；办事员4人，比照各部司员，书记官6人，均由大理院长委任。[ ] 但据次年3月编的职员表，该处主任办事员胡雅各，办事员有潘震亚、厉存谦等6人，代理办事员1人，书记官6人。[ ]
三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收录的“政府系统表”与广州《司法公报》所载截然矛盾，两者之间，必有一非。若果如上述以《司法公报》所载为是，那么又缘何会讹传为正式政府设有“司法部”，并进而形成档案材料呢？
1、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系统表”的证明力值得怀疑。
两相比较，《司法公报》出版较为及时，又系在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大理院所办的官方刊物，有其专业性和权威性；所记正式政府不设司法部、司法行政由大理院长兼管一节，也与上海《民国日报》、《广东群报》等当时报纸所载吻合。
反观“系统表”，虽根据于档案，却是“国民政府档案”，形成年代可能较晚，甚至可能是有关人员根据记忆写出的材料。在内容上，“系统表”也不够完备。比如，总统府设有“财政委员会”[ ]，委员长杨西岩、副委员长邓仲泽，财政顾问陈廉伯等；[ ] 但“系统表”中却都没有列出。又如，最初发表的财政部长是唐绍仪，唐未到职，次长廖仲恺暂代部务并奉命与汪精卫、伍朝枢等赴香山迎唐就职。[ ] 唐因“政务甚简”托病不就职后，才改由伍廷芳兼署。[ ] 可见，伍廷芳兼长外交、财政两长，与广东省长陈炯明自始就兼长陆军、内务两职不同。而“系统表”不加区分，说任命“外交部长为伍廷芳兼财政部长”，显然不够严谨。
2、正式政府前广州军政府设有“司法部”。
当然，笔者未曾核实二档馆藏该“系统表”原件，难以妄断其真伪。但要据已掌握的资料，出现这种错漏是可能的。“正式政府”由孙中山领导的总裁制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公报》编为“光字”，区别于桂系控制时期的“修字”)改组而成，各部总长除孙中山不兼长内务外，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而军政府设有司法部，徐谦任部长。正式政府成立后，司法部裁撤，总长徐谦转任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次长吕志伊改任内务次长，司法人事大多无异动。总检察厅检察长林翔，更是1919年的首任总检察长；大理院庭长郑烈、卢兴原，推事何蔚、冯演秀等，总检察厅检察官吴兆枚、陈恭，以及广东高审厅长陈融、高检长黄镇磐等，均系“前经政务会议议照准由部派令代理在案”，经考核“得力堪以任命”而续任的。[ ]
这样，外行人通常难以分辨，便是总统府前秘书长马君武也不例外。1921年夏天，桂系平定，马氏转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长。他于8月23日自桂致电徐谦，要求派员接管广西司法机关，并顺便保举旧属——总统府秘书厅科员唐延芬担任南宁地方审判厅长或检察长，电文即以“广州徐司法总长鉴”开头。[ ] 马君武作为军政府秘书长与徐司法部长共事半年，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与徐大理院长共事又两月，尚且有此疏忽，其他事后形成的材料，错漏当然难免。似此，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系统表”尽管给我们带来困扰，也在情理之中。
而“系统表”附注所说“司法部长为徐谦，大理院未设院长，院务由司法部长处理”，恰是正式政府建立前军政府司法机关设置情形，也与此前司法部公布的《大理院暂行办事简章》(1921年2月24日司法部令公布，正式政府成立后并未相应修正)相符。[ ]
注释：
[ ] 张希坡：《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见朱勇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38页。
[ ] 如李进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徐矛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袁继成等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3页)，刘伟、饶东辉的《中国近代政体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等。
[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5-276页。
[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5页。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楫(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8页。
[ ]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 ]丁身尊主编：《广东民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54页。
[ ]众多论著与“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系统表”及其“附注”一致，但多不注明出处，而陈瑞云的《现代中国政府》(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则注明引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楫(上)。
[ ]《司法部组织条例》，《军政府公报》修字第19期。
[ ]《大理院暂行章程》，《军政府公报》第72期。
[ ]有学者误以为大理院当即成立，如乔丛启：《孙中山法律思想体系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由于广州大理院未能及时设立，军政府初期，南方各省还有上诉北京大理院情形。见前引《中国法制通史》第9卷第534-535页。
[ ]《军政府公报》修字第25、55、56号
[ ]《军政府公报》修字第102、139号。
[ ]《军政府公报》修字第204号，1920年8月28日。有学者认为“1917年，在孙中山组织的护法军政府中担任总检察厅检察长”(王敬波：《沈钧儒法治思想述略》，苏泽林主编：《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事实上，沈钧儒尽管南下参加护法，但担任检察长时，恰逢孙中山被桂系排挤出广州之日，孙中山回粤后，沈即去职。
[ ]《孙总统之减政计划》，《广东群报》1921年5月12日。
[ ]《总统府组织近闻》，《广东群报》1921年4月13日。
[ ] 孙中山：《任命伍廷芳等职务令》、《命司法行政暂归大理院长兼管令》、《任命吕志伊职务令》、《颁布内务部官制令》，分配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36、541、576页。
[ ]最后一期即第4期并没有终刊迹象，而有“注意”一则，发布广州双门底共和书局发售的12种“司法界必备之书”的广告。可能是由于陈炯明叛变活动明显，影响了公报的正常出版。
[ ]《孙中山全集》引据上海《民国日报》所载，认定各部长于5月7日任命，《孙中山年谱长编》放在6日，均不准确。因为当时报载《马君武通告就职》就说：“为通告事，五月五日奉大总统令，任命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此令。等因，奉此。君武遵于是日就职视事”。载《广东群报》1921年5月13日。
[ ]《司法公报》第1期第13-14、16页
[ ]《大理院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处职员表》，《司法公报》第4期。
[ ]孙中山：《颁布总统府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令》，《颁布修正总统府财政委员会条例令》，《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37-538、549页。
[ ]《总统府内部之组织》，《广东群报》1921年5月9日。
[ ]《唐少川因病未来，暂不欲就财政部长职》，《广东群报》1921年5月17日。
[ ]《财政部之新组织》，《广东群报》1921年5月28日。1922年1月报载唐氏对外报谈话中，自称“余现任广州政府之财政总长”，因政府财政纯持省政府，财长“无所事事”暂未就职。“将来中央政府财政上处于独立地位，则余为职责所在，即当就任服务”。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月4日。
[ ]《司法公报》第1期第12、17页。
[ ]《司法公报》第1期第26-27页。值得注意的是，司法界人士所上电文都是“广东大理院长徐钧鉴”。
[ ]《司法公报》第2期“附录”。
(转自中国法律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