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即位诏书》对于共和政府的诞生具有重大的法理意义，它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起构成民国建国的基本宪法文件。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不只是一场暴力革命，还具有“光荣革命”的性质，在大清王朝和中华民国之间存在一种历史连续性。中华民国的成立是南北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的积极意义非常明显：它结束了南北对抗状态，有利于政权的和平过渡；《清帝退位诏书》中有关“五族共和”的宣示客观上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有利于民国政府抵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健分离活动。但妥协意味着革命的“不彻底性”，民初时期的宪政争衡表明，中国的“光荣革命”引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后遗症，中国最终不得已走上更为激烈的革命道路。

原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