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佛教寺院救荒研究2

年心

3．5福田院

福田一词来源于佛教，其义为：“田以生长为义，于应供养者供养之，则能受诸福报，犹如农夫播种于田亩，有秋收之利。故名福田。”[1]()福田院采用福田这一术语，无疑可以看出其与佛教及寺院的关系。

福田院在宋仁宗、英宗年间开始建置。“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惜其数量不大，“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时“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 [2]可见规模远大于东西福田院。

此项事务所花费用数量也相当可观，仁宗时每年经费已经由五百万增加到八百万。熙宁二年，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九年，知太原韩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河东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余，即至三月终。”[3]说明福田院非常年设置，只是在每年11月至2月，如遇气候因素，可延期到次年3月。这种短期性质的福利设施对灾荒救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6居养院、安济坊

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八月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十一月辛卯，“置河北安济坊”。[4] “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5]因“州县奉行过当”，出现了“贫者乐而富者忧”的境况。上说难免有夸大的成份，但是，设置居养院、安济坊的措施在全国（北宋政府所管辖的范围）应该说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当无疑问。

南宋一代也是如此。高宗皇帝南渡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荒的方针和政策。“高宗南渡……，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 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6]嘉泰三年（1204）十一月，“复置福田、居养院”。[7]不难看出，南宋一朝不仅设置居养院、安济坊，而且还设为常例，“岁以为常”。同时我们还可了解，居养院与安济坊二者各有分工，前者主要赡养孤苦无依之人，而后者主要赡养贫病残疾之人。至于死后安葬，则由漏泽园负责。漏泽园因为内容较多，故在下文单独进行说明。

实际上设置居养院、安济坊的措施，不仅有宋一代如此，即使有宋以后各代亦如之。明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8]实际上，此处养济院功能与居养院类似，均为国家负责赡养孤苦无依之人，只是名称上有所差别而已。明宣宗时，曾“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9]则明确说明此举目的是“以处流民”，明确其救荒性质。同时将明文将无籍之民收养在蜡烛、幡竿二寺。此处蜡烛、幡竿二寺则充当了临时避难所的角色。

元朝对养济院的建立还制定了严厉的管理措施，以确保这一制度的执行，防止舞弊现象的产生。“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按治官常纠察之。”[10]

“安济坊亦募僧主之” [11]，也就是安济坊基本上仍然由僧人负责。为了提高从事安济坊这一事业的积极性，国家还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同时“岁终考其数”。既进行奖励又进行考核，应该说体制略备。因为我们未能找到当时的具体的管理制度，所以此处只能概述于此，详细情形当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3．7 漏泽园

漏泽园的设置是又一项社会福利设施，主要任务是埋葬无主尸骸。中国古代强调寿终正寝，所以历代政府和民间均对死而无归者给以特别眷顾。北宋神宗年间“置漏泽园”。曾颁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南宋高宗亦自用此法，对于“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12]14年11月“复置漏泽园，葬死而无归者。”[13]明太祖“设漏泽园葬贫民。”[14]

漏泽园基本上由僧尼来负责。北宋神宗“命僧主之”，并对负责此事的寺院和僧人给予鼓励，“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15]这种既给度牒又赐紫衣的办法，在定程度会极大地提升寺院参与漏泽园建设的积极性，得到僧人的拥护。

实际上漏泽园不仅从事尸骸的搜集埋葬工作，还同时负责有关斋醮事宜，对死者进行诵经超度事宜。宣和二年（1120），北宋徽宗皇帝下诏，“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可见原来漏泽园同时还负责斋醮等事，现在因经费问题而悉皆废除。

3．8医术救灾。

在佛教东传过程中，古印度的医学被佛教僧侣带到了中国。许多佛经如《华严经》、《法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都涉及医术，一些僧人就利用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治感染疫病的灾民。

一些僧人用咒语对百姓进行心理治疗，如西晋太康九年（291），洛阳疫灾流行，死者相继。这时僧人诃罗竭用咒语为灾民疗病，十之八九获得痊愈[16]。再如东晋兴宁中，疫病流行。僧人法旷“善神咒。遂村里，拯救危急……百姓疾者，多祈之至效”[17]。

用药物治疗的也很多，唐开元年间，京城大疫，僧人韦老师向病人提供医药，拯救了许多人。[18]西晋永康年间，天下大疫，僧安慧则“昼夜祈诚，愿天神降药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门，见两石形如瓮，则疑是异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饮服，莫不皆愈”[19]。所谓天神降药当然是佛教美化自己的宣传，从侧面反映出由于僧人们救治灾民获得了认可，以至于其医术被神话了。

3．9其它

灾荒年份，父母健全一家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者不多。有父母健在而儿孙已故者，有嗷嗷待哺之婴儿尚在而亲已故者，此种情形让人悲痛。佛教僧人出于慈悲之心，对此问题有特别的感受，亦于此建树尤多，实在不能尽述。养育孤儿亦是情理中事， /font>“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20]由寺院负责教养，可见寺院所哺养此类婴儿当不在少数。

4 结语

上文只是对佛教寺院救荒问题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概述，而且集中在古代，至于近代和民国时期的资料尚付之阙如。另外，因时间关系，目前撰写此文所依据的材料不够全面，立论本身也不是十分完美。这些均有待于以后在他文中再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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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

[2]《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 振恤

[3]《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 振恤

[4]《宋史》本纪第十九

[5]《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

[6]《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

[7]《宋史》本纪第三十八·宁宗二

[8]《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9]《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四·食货二

[10]《元史》卷一百三·志第五十一·刑法二

[11]《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

[12]《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

[13]《宋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

[14]《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户口 田制（屯田 庄田）

[15]《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

[16]《高僧传》卷10《诃罗竭传》

[17]《高僧传》卷5《竺法旷传》

[18]《佛祖统纪》卷40《法运通塞》

[19]《高僧传》卷10《安慧则传》

[20]《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

(转自中国法律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