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

游汝杰

中国文明的历史和使用汉语的人民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尽管如此，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方面，中国文化，尤其是其精英文化，已通过汉字这个媒介扩展到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朝鲜、曰本、越南，对它们发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特别是在不识字的农民中间，可能隐藏着非汉语的底层遗存，而这个底层已为优势语言所淹没、所同化。

有人轻率地设想：因为中国的语言是统一的，所以文化也是统一的。越是回溯历史，这个设想就越是不能成立。即使只就中国中心地带（即排除满洲和被清朝征服而附属于中国的西藏 、新疆、蒙古）而言，也是如此。在历史黎明时期，自称为华夏的中国即为其他民族所包围、所掺杂。华夏人常跟这些民族争门，视他们为低等民族，就好像古希腊人看不起野蛮人——实际上，自我封闭的社团是常常看不起邻居的。关于公元前二十世纪至十世纪非华夏民族的语言的性质，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还很少，严格说来，它们在语言系属上是不是都可以归属汉语，还是成问题的。不过常常有人主张，这些语言中有许多品种在类型上与汉语很接近，其间的差别也许仅仅相当于现代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例如粤语和官话的差别。有些人急于把中国的形成（Chineseness）时间尽可能提前，并且努力自圆其说。上述这个设想对于这些人倒是挺合适的。但是事实否定了这个设想，甚至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山区，仍然残留数量可观的不说汉语的人群。汉语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推进，使非汉语趋于消亡，这在晚近时代的文献中有所记载。不过，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这个过程早就发生了，也几乎不能认为夷、狄、蛮等民族与汉族之不同，便类似于现代羌、彝、苗、瑶、壮等民族与汉族之不同。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十世纪之后的一千年间，汉族曾与夷、狄、戎、蛮等民族争夺黄河和长江流域。过去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人民是文盲，我们只能从汉语的文献来了解他们的历史。这类文献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仍很欠缺。因为汉族对于蛮夷和近邻兴趣不大，偶有记录，也是出于狭隘的军事情报的观点。而用汉语记音的外语词，则很难得到解释。这些材料需要联系现代语言学和民族学调查的结果加以研究。这种工作在中国和外国都已经做了一些，但是还远远不够。在这类研究取得成果之前，本文的初步研究及其结论只是能试探性的，在许多领域留有疑问。不过，在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全面地考虑这些领域是很重要的。

我打算用鸟瞰的方式逐一讨论中国境内现有的每一个语系，并且试图说明它们与古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某些民族的可能联系。我还打算讨论另一些古代民族，它们在语言学上可能与中国境内现有的语系并无联系，例如狄民族，我对它的语言面貌甚至提不出合乎逻辑的推测。还有匈奴民族，他们的语言在系属上有可能与西伯利亚的Kets语有关。

一、汉 语

（一） 夏 和 华

最古老的汉语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这是毋庸置辩的。很明显，商代的甲骨文不但代表了晚期汉语的书写系统的古老形态，而且也是某种汉语口语的记录。这一点必须交代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汉文作为表意义字后来被与汉语大不相同的曰语和朝鲜语所采用。商代甲骨文和晚出的金文在语音成分上有相承关系，因此可以判断，从商代到周代，语言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换。

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把商周两代人所使用的口头语言看作同一的语言，或者认为两者各是汉语之一种；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商代和周代的法律语言各是汉语的一个分支。我们并不知道商代和周代的人口中哪一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是使用汉语的。也许只有很少的贵族才使用汉语，他们统治着不使用汉语的居民。或者说汉字可能是夏代发明的，商代继承了较早的夏代的传统。商代的统治者可能不使用汉语，后来才改而采用夏朝臣民的语言。周代也是一样，周在征服商之前，显然已使用商代的（汉语）书面语。周的后裔后来自称夏族，其实他们出身于戎族地区，而且在别的方面与戎族也有联系。这样的假说虽然未被现有知识所证实，但是它却是可能的，因为在别的时代和别的地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

如果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能够充分地证实夏朝的存在，那么情况也许会变得更为明朗，或者变得更为复杂。张光直曾经提议，应设法证明某些早期商代考古发掘现场即是夏的所在地（见《中国考古学中有关夏的问题》）。这个提议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对解决上述问题没什么用处，因为没有文字遗存。

（二）中国人在远东垄断文化教育

从甘肃到台湾发掘了一批公元前一万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些陶器上有一些符号。近年来，为了证明这些符号可能是汉语的早期书写形式，学者们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符号值得我们注意之处在于，它们并未显示作为真正的文字前身的迹象。因为，如果这些符号是用于传达意义的话（这仅仅是猜测，据我所知，从未得到证实），那么，作为共同约定的符号，它们与真正的文字系统相比，数量显得太少。它们的地理分布相当广阔，不像是用于表示某一种语言的文字。

当然，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文字一样，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确也有图画文字和其他偶像崇拜的成分。但汉字作为一种充分发达的文字，它的图形和口语词汇之间的联系与任何充分发达的音素文字同样完美。只借用一个图形的意义而不顾它的发音，这种情况很少；相反，它可以借用图形的声音来表示意义完全无关的词汇。有一个例子是“石”字，意为“石头”，用作重量单位的时候读作“tan”；但类似的用例很少。

在新石器时代，无论在走向图形符号系统的过程中有过什么尝试，中国文字很可能是在短期内迅速发明的，而在时间上与标志文明诞生的其他重要发明相接近。如果不作这样的设想，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为为什么汉字在东亚的垄断会延续这么多世纪。

汉字在东亚的垄断现象，与在近东各种互相竞争的文明中诞生的文字系统的丰富多彩形成鲜明对照。根据现有的证据，充分成熟的文字系统最早在公元前3100年在苏墨（Sumeria）诞生的。这种文字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被原始埃兰文字、埃及文字、印度河河谷文字和米诺斯（Minoan）文字所取代。而且苏墨楔形文字诞生仅几个世纪就被与之没有语言系属关系的阿卡德（Akkadian）语所采用，接著又被赫梯（Hittite）语和别的邻近语言所采用。到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世界上许多语言是用多种不同文字，包括最初发明的字母书写的。

另一方面，在佉卢文（Kharoshti）从印度侵入新疆之前，没有证据可以说明除了汉字之外，东亚还有别的文字。曰本人和朝鲜人从唐代开始使用汉字，在此之前，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别的语言采用汉字来书写（除了在中国文献中偶然用汉字记录外国词汇的语音）。一般说来借用汉字意味着借用汉语。即使在朝鲜、曰本和越南也是如此，在这三个国家，当地语言和中文同时使用，当地语言的音位系统吸收了汉语的语音成分。在中国内部，在文学语言扩散的同时，原先存在的地方语言如楚语和吴语逐渐消亡。后来有的民族借用汉字是为模仿汉字来创制自己的文字，如契丹、唐古特、女真，还有南方一些使用部落语言的民族，如摩梭和罗罗（彝），不过这已经是中国文明形成以后很久的事了。

中国人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是造成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扩散以及该地区别种语言消亡的重要原因。当然可以认为是文化的力量而不是政治的力量树立起了汉字的权威和垄断地位。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汉字不仅是中国政治和高度文化的工具，而且也是他们的基础。汉字的起源显然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如果能够说明汉字的产生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千百年来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各民族中间逐渐发展而来的，那么也许可以证明汉字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奇怪的是只有中国创造了文字，与华夏人并存竞争的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民族，如夷人和蛮人，并没有创造文字。与近东和印度相比较，中国的文字是较为晚出的，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忽视由某种外来刺激促成汉字产生的可能性。

当然，就我们目前所知，很难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刺激，中国的近邻并没有文明轸域，除了印度河流域——这里有可能向中国传播文字观念。在1978年的伯克莱会议上，我仍然坚持一个观点（那是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那篇论文曾提交给1975年3月斯坦福大学美国东方学会西海岸分会会议），即认为二十二个干支的名称是语音符号，代表原始汉语的辅音，它们与早期闪美特语字母表中的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我曾进一步指出，可能两者都是从某种未知的印欧语的文字系统分化而来的，这种文字随着印欧人在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的扩张，向东方和西方传播。因此我的结论是：虽然就汉字系统内部而言，将干支解释为语音符号是最好不过的（Pulleyblank,1979），但是经与闪美特字母比较，这个设想还是可能站不住脚的，尽管其中有些形式和语音惊人相似。最相像的几个符号，是与晚闪美特字母比较所得的结果。如果将最古老的字母考虑进去，就不那么相象了。更重要的是二十这个数字是有关干支符号问题的核心，包括十个天干，二十个地支，但这可能只是偶然与闪美特字母的数量相同而已。包括二十二个字母的标准闪美特字母表，似乎是公元前第二个两千年的末期，在腓尼基诞生的，其基础是腓尼基语辅音音位。然而有很好的证据，尤其是乌加里特（Ugaritic）楔形文字的证据，可以说明在腓尼基字母产生之前，曾经有过与之相关的闪美特字母表，这些字母表有更多的字母。

如果闪美特定字母和干支符号形式上的相似是出於幻想的话，那么关于未知的某种印欧语文字系统是东西亚的中介这一假说也就是子虚乌有了。这样就不得不认真考虑汉字土生土长的可能性，好像新世界的玛雅（Mayan）文字一样。然而这样的假设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仍然不得不考虑，为什么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中文字只有一种，为什么与它相联系的其他重要发明都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只能希望在迅速发展的中国考古发掘中找到新的证据，能够为研究这个课题提供更可靠的材料。

转自:书签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