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与猪禁

李洵

近年读明史对明武宗朱厚照其人其事颇感兴趣。因明武宗其人在明代16位皇帝中有特 异之处，而正德朝也有某些反常之举。既作《正德皇帝传》讫，又感到有关明武宗生平 事迹，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这里的明武宗与他的禁猪令，就是问题之一。

(一)

明武宗朱厚照是公元16世纪中国的一位封建皇帝。他生于公元1491年(明弘治4年)，降 生5个月后就被封为皇太子。14岁登极，统治王朝国家16年。公元1521年(明正德16年) 在他将及“而立”之年时死去。

清人毛奇令曾撰《明武宗外纪》一书，系采撷《明武宗实录》中所载武宗的遗事而成 者。目的在于暴露明武宗之为政昏庸，游幸无度，荒淫鲜耻，任用奸佞，行动非常等诸 败德失政之处，以与明史馆诸人所撰《明史·武宗本纪》相对照。《明史·武宗本纪》 虽记载诸如作豹房，收义子，调边军，微服出幸，狩猎无度，自命威武大将军等事，但 诸坏德事如抢掠妇女，收女嬖、孕妇、寡妇等行为则一概删除。此即所谓“不忍斥言人 立之过”。毛奇令书和《明史》虽各记明武宗事，但皆不论武宗所以如此行事的缘由， 直以武宗为一“无道昏君”而已。

在明武宗朱厚照的身上，既有作大明天子的一面，也就是《明史·武宗本纪》里所记 述的那一面；也有明朝封建贵族子弟声色狗马，荒淫放荡的一面，也就是毛奇令《明武 宗外纪》里所记述的那一面。两者在明武宗的身上是统一的，去掉那一方面，都不成其 为明武宗。明武宗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位专制皇帝，同是他又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贵族阶级中一员。这个阶级既是当时的亚洲大国的统治阶级，又是一个濒临没落，余日 无多的衰老腐败的阶级。从中出现一两个像明武宗这样的“纨裤子弟”，或者甚至是“ 败家子”，似乎都不是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总的看来，明武宗的一生在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上的所有举措，并没有超出这个封建 贵族阶级的范围，与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的那些历朝朱姓天子中，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令人注意的不是这一些，而是明武宗的某些反常的行为 ，比如不住在宫中，而偏偏住在豹房。又如不以皇帝自居，自称“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 国公朱寿”。在南巡途中突然发布圣旨，禁止民间养猪、杀猪、卖猪。他把一位皇后和 两位妃子养在宫中，不去理会，却四处追求霸占民女、寡妇、孕妇、歌女、妓女，以寻 欢取乐。种种反常行为常常使人难于索解。这些反常现象出现在一位大明天子身上，如 果仅从明武宗朱厚照的个人性格或人生修养方面去找原因，可能是不够的。因为明武宗 是一位专制皇帝，不是一般的贵族子弟。所以不把明武宗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大背景之 下，一个特定的阶级范围内，一个动态的政治格局之中，是无法对这些反常行为得到正 确解释的。除了这些条件之外，当然还要从明武宗在这些条件下所形成的性格、习惯、 气质，以及在他身上表现出的精神、心理上，甚至是以他的一种变态的形式存在中找到 更为合理的解释。

下面是我们对明武宗这些反常行为，试探做出初步的理解，用来把正德朝的政治、经 济、观念形态等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本文只就明武宗的猪禁问题，进行探讨，其余 问题留待陆续揭出，统祈方家指教。

(二)

正德14年12月下旬，明武宗朱厚照南巡从扬州到南京的路上，发布了一道圣旨。这道 圣旨既不关乎南征宁王朱宸濠，或叛乱平息的善后事宜，更不关乎国家重大的政策举措 。皇皇圣旨竟是禁止民间养猪、杀猪、吃猪肉的事。此项发布禁猪令一事，见载于《明 实录》：

“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是岁，仪真(县 )丁祀，有司以羊代之。”①

这条记载使人并不明白武宗禁止民间养猪的用意是什么?但可以看到禁猪是严厉的，迫 使农民把家里养的猪，杀净吃光，小猪也一起扔掉。猪肉作为食品，也是一种商品。禁 猪使生猪和猪肉在市场上绝迹。仪真县逢丁祀日祭孔，祭品中必须有猪肉给孔夫子吃， 现在猪肉绝迹，只好让孔夫子尝羊肉了。

武宗为什么在下江南途中下旨禁猪?幸好武宗的禁猪令，经过470多年的今天，还能找 到其中的片断，从中大致可以看到我们所要知道的信息。与武宗同时的一个人，名李诩 ，在其《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记其家藏有一件通报里有正德14年12月19日辰时牌面 。他节录了其中一段明武宗禁猪令的原文：

“养豕之家，易卖宰杀，固系寻常，但当爵本命，既而又姓，虽然字异，实乃音同。 况兼食之随生疮疾。宜当禁革。如若故违，本犯并连当房家小发遣极边卫，永远充军。 ”②

万历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记录了这条禁猪事件，比较李诩所记更为加详 。沈氏记录的武宗禁猪令的原文是这样：

“时武宗南幸，至扬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宪)抄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 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钧帖：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 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 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③

李、沈两人的记载虽在详略或文句有不同，但都证实武宗确实下过这道禁猪令。

为了更好说明问题，我们还要对这两则禁猪令的原文，作些说明。所谓“当爵本命” ，“爵”指武宗自封为镇国公的爵位。“本命”指武宗生肖属猪。(武宗生于弘治4年， 辛亥年)“既而又姓”或“姓字异音同”指武宗姓朱，而“朱”又和“猪”同音。这就 是明武宗发布禁猪令的主要理由。至于说吃猪肉要生疮之类的话是次要的。如果按照禁 猪令里的逻辑推断，就成为朱厚照生肖属猪，姓朱也就是猪，所以朱厚照等于猪。猪被 人们养来杀了卖，买了吃。按照上面的逻辑推去，岂不是把大明天子朱厚照养来杀了卖 ，买了吃。这还了得，实在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因而禁猪令对于违犯者的处置，也是 非常严厉的。违犯者和他的全家大小都要被发往极边充军。按《明律》流刑为下死罪一 等，分三等，流2000里、2500里、3000里。禁猪令中所说的“发极边永远充军”是流刑 中最重的，也就是说犯人与全家要流放到3000里之外，而且流犯死于流放地后，家口也 不许还乡。从这里看，明武宗已经把养猪、吃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专制君主的大逆 不道行为。整个禁猪令充满着愚昧、迷信思想和滑稽可笑的逻辑。这样一道晓谕天下的 皇帝手令，竟然如此，既令人吃惊，也使人莫名其糊涂。

办这种可笑的事，下这种糊涂命令的皇帝，在历史上恐怕不独明武宗一人。据说北宋 末年那位后来做了金人俘虏的宋徽宗赵佶，也做过与明武宗一样的蠢事。赵佶生于元丰5年，这年是壬戌年，所以他的生肖属狗。在其臣下范致虚的建议下，曾下令“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④此事《宋史·徽宗本纪》及《范致虚传》皆不载，载于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中。如果朱弁所记是事实的话，则这两位相隔400多年的中国皇帝都关心起狗和猪来，岂非怪事?宋徽宗的禁杀狗令，不知是什么时候废止的，但宋德祐元年的5月间，扬州城中就一举杀掉数万只狗。⑤明武宗的禁杀猪令发布约在正德14年的12月间，而转过年，即正德15年的3月，就因为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豕羊三牲，而猪肉绝迹，不得不以羊代替，实在不成礼法。武宗也只好悄悄地取消禁令，“内批仍用豕”。⑥这项禁猪令发布前后也不过3个月左右。从当时情况看，受禁猪令影响最大的地区是长江以北地区，直到北直隶附近，影响及于京师。

当时受武宗委托留守京师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知道了这项禁猪令，大约在正德15年的2 月初9日前后，也就是禁令发布后的一个多月。杨廷和内阁并不预闻此事。因为豹房是 皇帝的决策中心，发布敕令并不经由内阁。杨廷和就禁猪一事，上了一本，名为《请免 禁杀猪疏》。文不太长，抄录如下：

“谨题。近日传闻直隶及山东等处镇巡等官钦奉圣旨，禁约地方人等，不许养豕及易 卖宰杀。违者发极边卫分，永远充军。远近流传，旬日之间，各处城市、乡村居民畏避 重罪，随将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人心惶骇， 莫测其由。

臣等切思，民间豢养牲豕，上而郊庙朝廷祭祀、宴享膳羞之供，下而百官百姓日用饮 食之资给。皆在于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五十者可以 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以制民之产，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饱，则豚豕 之畜，正养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疮痍，乃血气内伤，风湿外感所致，是食豕 肉而致然乎?况小民畜养贸易，以此为生理之资，正宜教之孳息蕃育，是可禁乎?至于十 二支生辰，所属物畜，乃术家推算星命之说，鄙俚不经，不可为据。若曰国姓字音相同 ，古者嫌名不讳。盖以文字之间虽当讳者，尚且不讳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且讳其 物之同者，其可乎?又况民间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独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 私自宰杀，律有明禁，不可纵也。此事行之虽若甚微，而事体关系甚大。如此传之天下 后世，亦非细故，诚不可不虑也。伏望皇上洞察物情，详审命令，亟敕所司，追寝前旨 。仍通行晓谕各处地方人等，各安生业，勿致惊疑，则事体不乖，而人心慰悦矣。”⑦

杨廷和的奏疏实际上逐条驳斥了明武宗在命令中所有的禁猪理由。不难看出，明武宗 和豹房诸人的这道禁猪令是如何愚昧无知。明武宗是一个学习不好的“逃学者”，加上 身边几个“目不识丁”的边将和几个讨好拍马的太监的耸恿下，武宗发出了这道被后世 笑话的禁猪令。但为什么明武宗要同意发布这个禁猪令，而且要在南巡的路上发布?他 究竟是怎样想的，出于一种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将是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三)

明武宗在南巡路上发布他的可笑的禁猪令，其动机、目的和心理承受方面，都与他当 时的处境和心理失衡的诸因素分不开的。这一些因素又和正德末年的整个政局形势有密 切关系。

正德朝正当公元16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之际。宣德末年到正统初年，明代的大流民运动 已经开始，社会的动荡愈来愈烈。这种动荡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数百万流民在全国大 部分地区游荡，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也使维持封建制的各种立法，发生动摇。各地 流民的武装起义频仍，起义的规模愈来愈大，影响地方统治的稳定。江西、四川和北方 广大地区的流民起义大有汇合成全国起义的可能。

正德朝的政治是贵族政治。正德初年朝臣派的主将刘健等人继承弘治朝末年政治改革 的余劲，与刘瑾等宦官“八虎”集团势力展开斗争。失败之后，刘健等人被逐出政权。 刘瑾开始王振之后最严重的宦官专政。虽然后来刘瑾被杀，但宦官作为贵族统治的重要 势力，并没有被削弱，而是继续加强。正因为如此，使正德朝的吏治败坏，达到极点。 权贵大贵族势力的大地产扩展趋势，不可遏止。全国陷于极度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情势之 中。这就是明武宗在其统治时期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明武宗15岁时举行大婚，但始终没有皇子。这就成为皇权继承权上的大事，不可避免 地成为贵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导火线。明代自从“靖难之役”以后，地方藩王为了 夺取皇权而举兵的，发生在正德朝的为最多。宁夏安化王朱寘鐇揭出反刘瑾专权的旗号 起兵，其最终目的还是以“靖难”的方式夺取皇权。江西宁王朱宸濠的举兵则直接了当 反对当今的正德皇帝，甚至不承认朱厚照是朱家子孙!其目的当然也是取而代之。这些 贵族内部的夺权斗争，所以频频发生，则都是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情势有以促成。明 武宗没有皇位继承人，则又使这种夺权斗争激化。

明武宗把国家决策权力集中在豹房，而豹房中的边帅、宦官势力之间也在进行着权力 的斗争。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做着抛弃武宗，另寻新主子的政治投机活动。武宗最信任的 豹房大管家钱宁等人，就与宁王朱宸濠夺取皇权的斗争配合起来。他们勾结在一起，等 待机会，出卖武宗，作新朝新贵。这种阴谋在朱宸濠起兵之后才完全暴露出来，使武宗 既感到被出卖，又感到自己的皇位岌岌可危，时时有被赶下台，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能。 他的下江南游幸的计划曾一度被阻。但后来又借朱宸濠叛乱举行亲征的机会，而如愿以 偿。南巡本来是一个惬意的旅行，玩乐的行程，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朱宸濠起兵失败， 获得的种种证据说明，同宁王勾结一起，共同策划推翻武宗的内外官员并不仅仅是豹房 里的少数人，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群人。这不能不使武宗在他南巡之行，既感到大 有众叛亲离之势，又会觉得自己的安全并不安全。在南巡出发之际，朝臣和言官就已经 不断向他提出警告：南巡路上并不太平，时时处处都埋伏着危险。大江南北不但有成千 上万的饥民在酝酿起义，朱宸濠早就设下的人也伺机暗杀。虽然这位正德皇帝在南巡路 上，时而寻欢作乐，时而悠然垂钓，显得那样轻松，但他的神经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

在明武宗的身上有着明代封建贵族阶级所有的生理与精神素质的特点。翻开《明武宗 实录》所记载的武宗平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缺欠，然后再翻开《明史·诸王传》所记那 些朱姓藩王的精神状态、精神缺欠，两相对比，就会发现武宗与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明武宗可以眼看着诺大一座乾清宫被大火燃烧时，全无心肝地称赞说：“好一棚大烟 火!”⑧提出南巡计划时，大批朝臣为了阻止南巡，进行一次大请愿。武宗情急，竟然 操起刀子放在脖子上，表示要自杀。这种操刀抹脖子的表演，不止这一次。⑨他有时也 以皇帝之尊参加抢夺妇女的强盗行径。⑩如此等等，表明武宗并不是一个神经健全的人 。在南巡途中有两件事挥之不去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皇位继承无人和自己处于众叛亲 离境地，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

在这样心理失去平衡的状态下，武宗的心理负担，愈来愈重。在南巡途中他时时觉得 有一种危险，甚至是要命的危险在迫近自己。由此而想到被杀而死的情状，在身傍一些 人的“启发”下，自己的生肖属猪，又姓朱(猪)，猪是每天每时都被宰杀的牲畜。当然 不会承认自己是那些被宰杀的猪，但总觉得十分别扭。禁止人们杀猪，在心理上会得到 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或者是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安全感!怀着这种心理因素的武宗 ，会不顾一切地发布禁猪令，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慰藉。

武宗的处境是险恶的。正德15年6月间，武宗到南京附近的牛首山游玩，夜宿兵营。半 夜时分，兵士惊哗，武宗不知所在，费了不少时间才找到了他。(11)一种谣言在人们之 间流传开，说这次牛首山夜惊，是边帅江彬阴谋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不管这次事件是 不是像谣传说的那样，都会使武宗想到身边并不太平。江彬是武宗身边的大红人，是他 的南征副帅、心腹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对武宗阴谋背叛，足见武宗当时处境的险恶程 度。

7月间，在武宗的身边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这时武宗在南京住下快一年了。每天为回京 还是下苏杭，拿不定主意。不料这天夜里，在南京武宗居室中，突然落下一样东西，状 如“猪头”，而且是绿色的。武宗在南京为了享乐拘留众多民间妇女的地方，也发现了 满墙挂满了形似人头的东西。(12)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当然不好证实。但当时确 有这种传闻，则是事实。而且这些事情不但见于随驾南征的大学士梁储等人的奏疏中， 而且又载入了皇家编纂的《武宗实录》中，说明至少官方是予以证实了的。当时武宗在 南京的住所一定戒备森严，外人是难于进入的。何况“绿色猪头”不是由人扔进的，又 怎能凭空落在武宗的面前?与其说这些是怪事，反不如说是由一些人制造的政治事件。 事件本身不过是对武宗的一种警告，或是一种恐吓，不外造成一种危险的信号，使武宗 陷于一种“草木皆兵”的险恶境地。这颗“绿色猪头”使我们不能不同武宗的禁猪令联 系起来。武宗发布禁猪令，其中应当隐藏着他的一个特殊的意念，那就是他自己感到一 种危及生命的无形压力——他将要像猪那样被人宰杀。禁止养猪杀猪就是想解脱这种危 险意念的压力。在他房中落下来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颗“绿色猪头”。这决不是 巧合，而是投掷“猪头”的人，有意在加重武宗这种危机迫近，杀机四伏的心理压力。 从文献记载看，那个扔进来的和墙上挂的，都不是真的猪头或人头，大概都是一种模拟 物，用以表示猪被杀后的身首异处，当然也表示姓朱(猪)的人被杀后的惨状。至于“猪 头”染成绿色的用意，不外增加其神秘和恐怖感而已。

“牛首山”和“绿猪头”事件相继出现后，使武宗的紧张恐惧心理大大增加，而急于 想赶快离开危险境地。加上还有一大批勾结朱宸濠的官员等待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也该 回京寻求解决办法，这一切都迫使武宗放弃游幸苏杭的计划而决意北归了。

明武宗朱厚照在南巡时发布禁猪令，不仅仅是他和他身边一群人出于愚昧无知，搞出 来的一场“政治笑话”，其深层的意思是武宗此时已经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他在心理 上、精神上已经感到一种身败名裂的危险在等待着他。更深层的意思是他已经被大贵族 集团的一些势力抛弃了。因为大贵族势力中一些人，包括他的母亲张皇后在内，乘他南 巡离开北京的机会，加紧进行选定新的皇位继承人的活动。在武宗北归的前夕，似乎这 位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他就是明孝宗之弟兴献王之子朱厚 ，也就是后来的明世宗 。这件事似乎武宗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等到这边武宗在豹房刚咽下最后一口气，那 边张皇后已经宣布朱厚 为皇位继承人，并派出使团到湖广安陆去迎接新皇帝了。(13 )这位新皇帝得以即位，并巩固地位，都是抓了堂兄朱厚照做了“替罪羊”，宣布天子 的新政就是除“正德弊政”。

明武宗发布禁猪令，但行不通，正和他死了还得当“替罪羊”那样，是注定了的。

注释：

①《明武宗实录》卷181，正德14年12月乙酉。原作乙卯，误。

②(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禁宰犬豕。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列朝，禁宰猪。

④(宋)朱弁：《曲洧旧闻》卷4。

⑤《宋史》卷66，五行志。

⑥《明武宗实录》卷184，正德15年3月甲午。

⑦《明经世文编》卷121，杨廷和：《请免禁杀猪疏》。接杨廷和疏又见《明武宗实录 》卷183，正德15年3月戊辰条，文稍简。

⑧《明武宗实录》卷108，正德9年正月己卯。

⑨(清)傅维麟：《明书》卷12，武宗本纪。

⑩《明武宗实录》卷153，正德12年9月甲戌。

(11)《明武宗实录》卷187，正德15年6月丁巳。

(12)《明武宗实录》卷188，正德15年7月辛丑。

(13)《明武宗实录》卷197，正德16年3月丙寅。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 199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