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文武之争

王心通

明初职官按其官职属性大致可分为文武两大系统。由于明之立国在长期战争之后，武 臣在开国过程中立有汗马功劳，故明初“最重武臣”，其地位及待遇远在文臣之上，因 此自明立国伊始，文武矛盾就很尖锐，“文武之隔判若泾渭。”①文武斗争影响了有明 一代的政治。

一、崇遇备极的明初武臣

明初武臣大多为跟朱元璋起事的淮泗集团，也有归附的将领。朱元璋任人唯贤，对于 真心归附的将士也不次擢用。他依靠这些人削平了“四帝一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 成一统霸业。因此立国以后，对他们恩崇有加，明初武臣所受的殊荣大致有：

1、生封公侯，赐钞建第宅；死赐葬，赐谥号，立庙奉祀。对于开国功臣，朱元璋一直 心怀感激，立誓“论功行赏，以报劳绩”，共享富贵。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朱元璋 在做了一番准备之后，“遂班爵行赏，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②以后又 有许多功臣陆续受封，大致洪武时期封公十二人，侯五十人，伯六人。

朱元璋不仅在京师赐给功臣华丽的宅院，还常给钞币让他们在乡里营造居第。他曾对 礼部臣说：“诸功臣于京师既有第宅，而乡里尚仍故居，若既老而归，于礼不称。”于 是“赐公侯钞人一万锭，俾还乡建第宅。”③

公侯生前享有殊荣，死后国家给予丰厚的葬品、安葬费，并赐予基地。甚至象千百户 一类的下级武将有亡故者，官亦“为造坟、安葬、致祭。”④国家还赐给他们守坟人。 洪武四年时，就赐给李善长、徐达等各一百五十户。

洪武时期，功臣死后一般仍保留“爵位”，其爵位较之生前均晋生一级，所谓“其殁 也，公且王之，侯则公之。”即是此意。且“诸功臣死事及有劳而夭者，皆荣公侯而传 之谥。”⑤如魏国公徐达卒后，即追封为中山王，谥武宇，赠三世皆王爵。明初文臣虽 偶有获爵者，但其爵位大多“止及自身”，生可受封，死即夺爵。至于文臣得“谥”则 是建文朝以后的事情。

对于战死疆场的将士，朱元璋在起义之时即于各地立庙祭奠。洪武二年又于鸡笼山立 功臣庙，论功列祀二十一人。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之后，朱元璋即率大小群臣祭战没功臣 ，随后又设坛祭战没军士，优养父母妻子，迁葬者官给其费。

2、武臣可蓄养奴婢。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亟待恢复，洪武五年五月，朱元璋下诏释放 奴婢为“良人”，并给田地，让他们自由耕种，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明令羁留者要依 律治罪，并“没其家人口，分给功臣为奴驱使”，但“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⑥ 国家甚至赐给功臣“没官人”、士卒或“军中俘获及抄没人口”为奴婢。史载武安侯郭 英有奴百五十余人，李文忠所蓄僮仆无虑千百，徐达等功臣家也都养有大量奴婢。

文臣一般不得私养奴婢，违者虽贵为上卿亦要治罪。洪武初，丞相汪广洋私养“没官 人”陈知县之女为侍妾，事发后，朱元璋即愤怒地说：“凡没官子女，例发功臣为奴， 从无与文臣者，”“因敕法司治罪。”⑦可见明祖在对文臣的奴婢限制上是十分严格的 。

3、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显要地位。明朝的建立是在长期战争之后，战争的洗礼为新王 朝造就了一大批文足以治国，武足以安邦出将入相的全才。立国以后，这些武臣进退周 旋不失礼度，甚得朱元璋称赏。于是对他们爵以上卿，委以重任，甚至绝大多数文职官 吏也由他们兼任。在地方，知州、知县等正职也为中小级武臣所把持。⑧不仅如此，国 家典章建置也突出武臣，使得武臣处处高文臣一等。

从官阶上看，在中央，武臣之首当为五军都督府之左、右都督，其品级为正一品，而 作为文臣之极的六部尚书却是正二品。在地方，都司卫所官比布政司州官亦相应高出一 阶。在诸王国中，明朝政府亦设有相府，置文武相，其品秩虽同，但地位不等。洪武三 年四月。朱元璋的诏书即明确规定：“诸王相府武相居文相之上”，何以如此呢?“时 武职多勋臣故也。”⑨

从仪礼上看，洪武初元，朝仪未修，文武臣入朝往往争趋竟进，至有体弱文臣被挤倒 在地者，造成品级紊乱，高下失伦，故洪武二十四年，谕令礼部制定朝仪事例，规定： “凡朝参，将军先入，近侍次之，公、侯、驸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 。朝参时，皇帝赐坐，公侯至都督佥事坐于门内，六部尚书等坐于门外。凡奏事，一都 督府，次十二卫……次吏、户、礼、兵、工五部……”。⑩凡朝会，武臣四品以上即可 上殿参加朝会聚宴，皇帝赐予坐墩，而文臣则须三品以上才具资格。

4、在法律上的特权。洪武时期，一般功臣均可获得皇帝赐予的铁券，凡获铁券之功臣 “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免尔二死，子免一死。”(11)这使功臣获得了许多法律以 外的特权，他们及其子孙犯法可以将功折罪，免受惩处。如洪武二十四年，宋国公冯胜 子谅与家奴同谋杀人，为法司所劾，当死连坐，“上以谅功臣子，特免死。”(12)武臣 犯法不仅可以凭铁券免罪，法司机构不经皇帝批准也是不得擅自逮捕他们的。文臣犯罪 牵涉三品以上武臣亦需皇帝批准方可逮捕审讯，定罪时，也要参考其功劳，然后请旨裁 决。

5、享受赐田。早在1364年朱元璋平定陈友谅后，即论功行赏，将一部分土地赏给他的 将领，据《明经世文编·平江汉颂》载，当时曾“赐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余将 士赍金、缯有差”。洪武时曾多次将田土赐予军功将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 四年十二月壬辰“赐中山侯汤和田万亩，以千石田所收之租，赐华昌侯郭子兴。”洪武 二十四年八月“以凤阳定远县田土，赐后军都督佥事沐春。”

关于“赐田”史书中多有记载，这些“赐田”是勋贵庄田的一个重要来源。郑克晟先 生《明代政争探源》一书对此已作详尽论述，兹不赘述。

明初的文臣，就笔者涉猎材料看，一般得不到“赐田”，他们致仕以后，一般也只得 到布帛等赐品。

6、子弟的世袭权。洪武时期，武臣子弟还具有袭爵、袭职和袭封等世袭权。洪武三年 十二月，朱元璋亲定武臣袭职之制，“武官自殁之后，子孙应袭职者，所司核实，仍达 于都督府，试其骑射，闲习，始许袭职。若年尚幼，则闻于朝，纪其姓名，给以半俸； 俟长，仍令试艺，然后袭职。”(13)以后，朱元璋又将此承袭制进一步放宽：武臣卒， 其子弟年幼者给以全俸，年满二十即可袭职任事。

武臣子弟的袭封权包括封地和禄米两部分。朱元璋还常给他们增加食禄，洪武十九年 十月，朱元璋就以武臣“族属众多，岁禄恐不足赡”，诏令给武臣增俸，“自中山侯以 下十三人，旧食禄千五百石者，加赐公田千石，共岁食二千五百石。”(14)凡亡故武臣 子女幼者及父母老者皆给以全俸。

明初官俸是极其微薄的，一般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 正五品十六石，至从九品只有五石，史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这使一般官 吏生活拮据，但武臣却可得到大量赐田赐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俸不足，生活远较文 臣优裕。

7、加官兼秩与勋级、散阶。“三公”、“三孤”本来“俱文阶之极也”，但自朱元璋 立国以来的整个洪武朝，由于“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从一品)“掌佐天子、 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15)荣誉至尊，故几乎全被赐与武臣，“三公，惟公 、侯、伯才望显著，统兵掌府者，仍得递次加之。”(16)文臣有功于国可赐爵位，而鲜 有得加官兼秩者。《菽园杂记》云：“洪武中，大臣为三公者，皆开国功臣，三孤亦无 备员，如刘伯温、汪广洋宁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17)“文臣无生加三公者”， “殁则方以三公为赠官”，“惟赠乃得之”。(18)

文武最高勋级虽均为左、右柱国，最高散阶为特进光禄大夫，特进荣禄大夫。“洪武 三年，始封李、徐二公，加左柱国。自李、曹公而下，俱右柱国。文臣绝无及者”。洪 武时期，绝大多数开国功臣均获特进荣禄大夫、特进光禄大夫等散阶，而“文臣非伯爵 而阶特进光禄大夫者，亦不易得”。(19)

总之，洪武时期的武臣沐浴在浩荡皇恩之中，养尊处优，他们操持权柄，主宰政局， 可谓春风得意。

二、郁郁不得意的明初文臣

在明初很长一段时间里，由科举得官的人不占文臣集团中的多数。明初的文臣大多为 征召来的山林隐逸或归顺的故元遗臣。朱元璋自起事以来即广求名儒，且署礼贤馆居之 ，但这些人被征集来以后并不受重用，充其量不过备顾问而已。他们被排除在皇帝经常 举行的封典之外，故从明开国以降文臣得封者可以指屈。其地位十分卑微，偶有小过即 遭贬斥、罚俸乃至处死，因之明初文臣事事唯谨，远不能象武臣那样神气活现，从被朱 元璋尊为“四先生”的宋濂、刘基等事例，便可窥知明初文臣境遇之一斑。

首先，明祖对文臣苛责极严、动辄处罚。宋濂素有“开国第一流”之美誉。朱元璋占 婺州时，被征为起居注，后以辅导太子之功而大受称赏，但洪武三年仅以“失朝参”就 被降为编修，甚至要将其处死，以太子泣谏，才予赦免。洪武十四年(1381)，又以失赴 京贺万寿节，而在乡人家会饮赋诗，“上闻，大怒，命即其家斩之。”(20)以马皇后苦 苦劝谏，才免其一死。但不久受其孙慎牵连，而被左迁茂州，自经于夔州。宋濂号为开 国文臣之首，被尊为佐命大臣，也算位极人臣了，但却以小过累蒙大难，客死他乡，可 见文臣的地位是何等低下，下场又是何等凄惨。宋濂的遭遇尚且如此，一般文臣的境遇 更可想而知。对此，谈迁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一眚株累，顿忘宿昔，……嗟呼!苟 品遇不景濂也者，将百口是尽，悲哉!”

其次，明祖对文臣疑忌极深，特别是张昶事件后，朱元璋对文臣更不信任。洪武三年 七月“时东南尚未定，元都号令犹行于西北。昶尝闲暇，与(杨)宪言：‘吾故元臣也， 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宪因钩摘其言，谓昶 谋叛”，昶遂伏诛。张昶伏诛后，朱元璋对文臣疑忌日深，常派人加以严密监视，史载 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 。笑曰：‘诚然，卿不朕欺’。”(21)

朱元璋对文臣还具有强烈的鄙视心理，他崇尚节义，强调忠君爱国。元将余厥守安庆 ，城陷不屈而死，“太祖嘉其节，立庙和州祀之”，以示对节义之士的优奖。建国之初 ，朱元璋虽广求硕儒，置之左右备顾问，似乎格外恩崇，其实朱元璋对这些缺少节义臣 子是有成见的。洪武三年五月，李文忠克应昌，百官相率拜贺，“因谓治书侍御史刘炳 曰：‘尔本元臣，今日之捷，尔不当贺’”，于是下令“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 称贺。”(22)这些人虽改事新朝，但朱元璋仍以旧朝臣子目之，成见颇深。又如危素， 太祖虽召其“以文学备问”，但“心实薄其为人”，即看不起他缺少气节。史载“太祖 一日幸弘文馆，素至，履声彻帘内，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素 ，实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厥庙去?’于是有旨谪素。”危素的遭遇可谓明初改 节文臣境遇的缩影。因此这些臣子虽事新朝，但只能俯首低眉，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

提到明初的征召，有人往往把它与“礼贤”划上等号而大加称颂，这是值得商讨的。 笔者认为明初的征召只不过是军事活动的继续而已。

明朝建立之初，元朝的硕儒宿士，有的归顺了，有的则匿居山林、深居岩穴，与新朝 持不合作态度。这些故国遗民散处各地无疑是不安定的因素，是对新朝的潜在威胁。朱 元璋决心使这些人就范，一方面他谦卑屈己地诱劝硕儒们：“(朕)不能独治，故求贤人 君子以共治之”，并对应诏者予以优奖；另一方面又对诏书累至而拒不出仕者威胁恫吓 ，征召秦裕伯便是一例：秦裕伯为元福建行省郎中，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弃官归隐扬 州、上海等地。吴元年及洪武元年两次拒绝征召，朱元璋恼羞成怒，“乃手书谕之”、 “海滨之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裕伯无奈“拜书 遂入朝”。(23)对于那些顽抗到底的人，朱元璋也决不客气，大开杀戒。浦江人戴良不 忘故主，拒绝应召，不久即“暴卒”。

从这里可以看出，明初的征儒是一种配合军事行动，巩固安定地方、扫除元朝残余力 量、控制异己势力的手段，带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士们不出山难 保自家性命，出了山又备受压抑，真是进退维谷。因此明初的文臣郁郁不得意，他们思 念故国，想念元朝，常寄情山水，借以抒发内心那份无奈、哀伤、愤懑。宋濂在危素的 墓志铭中曾写道：“素以渊深之学，精纯之文，都显要之位……而逢时乱亡，不获大展 以死，岂不可哀乎?”(24)是的，明初文臣纵然经伦满腹，企图“依光日月”，“濯磨 自效”，但在朱元璋疑忌、鄙视和打击之下，终究心灰意懒、壮志难酬，这不能不说是 一出悲剧。

三、武人政治的形成与衰落

明初武臣得以主宰政局，武重文轻政治格局得以形成，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首先朱元璋赖将士用命，奠立朱氏基业，武臣功高劳苦，开国伊始，即已布居要职， 且人多势众，在与文臣斗争中居高临下，客观上已处于优势地位。

其次明初开国功臣子弟多尚公主，“洪武皇长女临安公主驸马李祺，太师韩公李善长 长子；第二女宁国大长公主驸马梅殷，汝南侯思祖子；第五女汝宁公主驸马陆贤，吉安 侯仲亨子；第八女福清公主驸马张麟，凤翔侯张龙子；第九女寿傣公主驸马傅忠，颍国 公友德子；第十一女南康公主驸马郭镇，武定侯英子……。”开国功臣之女也多被纳为 王妃，“魏国公徐达三女，一为文皇后，一为代王妃，一为安王妃。鄂国公常遇春女懿 文皇太子妃。卫国公邓愈二女，一为秦王次妃，一为齐王继妃……。”(25)明太祖假干 城之寄，重维城之固，与功臣深相结纳，这必然形成武人在政治上的决定地位。

再次朱元璋重视“武备”，他曾一再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 备，终致安史之乱”为历史教训，提醒诸将“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 告诫他们不可一日忘却“武备”。(26)由于强调武备，必然优礼武臣。如洪武十八年冬 ，“帝欲文臣优礼武臣。一日将宴群臣，预题一诗，命武臣习之，至曰：‘群臣应制作 诗’。而武臣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阳宫。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源 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也，皆谢不能。”(27)

第四，朱元章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他虽不拒谏饰非，但对文臣们动辄掣肘的进谏 也极为反感。洪武二年，朱元璋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 尚书唐肃伏阙上疏力争，不听，并由此渐厌儒臣。洪武四年，“上一日御奉天门外西鹰 房，观外国所献海东青，敕儒臣应制赋诗。濂七步成，有‘自古戒禽荒’语。上曰‘朕 偶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当防微杜渐’。(唐)肃亦呈一绝句，有‘词臣不敢 志归谏，却忆当年魏郑公’语，上不怿而起。”(28)文臣们的严格约束，引起皇帝的厌 倦，失去皇帝的保护，注定了他们在斗争中失败的命运。

诸方面因素，决定了武臣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明初武人主宰一切的所谓 “武人政治”局面。但是，这种政治格局并未持续太久。

对武臣的过分宠遇，造成文臣武将地位待遇的极度不公，结果势必使得文武臣之间矛 盾重重，斗争不已。洪武一朝，文武之争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武臣以 压倒的优势扼制着文臣们的仕进之阶，后一阶段武臣地位开始动摇，势力渐致衰落，并 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1、前期盛行的文字狱祸与文人不仕

武臣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扼制文臣势力的发展，一则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权 力，排斥压制文臣，其次挑起文字狱祸迫害文臣。洪武甲子开科取士，朱元璋向意右文 ，引起武臣不满，于是他们进谗说文臣善于讥讽人(29)。从此以后，朱元璋批阅章奏处 处留心，动辄生疑，从而导演了明朝历史上惊心动魄的文字血案。洪武初，象山人蒋景 高罹表笺之祸被腰斩于市，揭开了文臣们这场大劫难的序幕。“天国多好士，堂上各三 千。所亲苟不慎，祸福恒相因。……”(30)道出了明初文字之祸的严酷。洪武时期，文 人学士一受官职能得以善终者寥若晨星。

空前的文字狱祸使文臣们侧足自危，不寒而栗。据说洪武时期的文臣上朝前都要与家 人泣别，立好遗嘱，到晚上如能回来则举家庆幸，以为又多活了一天。永乐时人僧智 曾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幸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 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 夫多矣。”(31)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在这种严酷的政治气候下，许多文儒明哲 保身，以种种借口远离仕途，从而在明初历史上形成了文人不仕的局面。明初朱元璋虽 累累征召各地文儒，应召者却极少，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即或被迫出山，也大多一遇 机会便告老还乡，解甲归田，退出这翻云覆雨、朝不保夕、让亲邻老少担惊受怕的是非 之地。文人不仕，使得许多官职缺员，不得不以武人充任，洪武时期就曾多次下诏任用 武人，甚至起用已致仕的年迈体衰的武臣为布政使，(32)官僚机构严重老化，办事效率 极低。或超擢布衣为官，许多人朝在田里，夕入朝廷，仿若游戏。如洪武十三年九月所 置四辅官中之王本、杜佑之属即是如此。官僚集团素质低下。文儒们匿迹山林，拒不出 仕，使明朝失去一大批经邦治国人才，这实在是明初政治上的一大缺憾。

2.后期的诛杀功臣

明初功臣晚年所罹的浩劫，文臣应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洪武时期，国家赋予武臣优厚的待遇与崇高地位，时代宠儿的武臣们神气十足，他们 卑薄文臣，耻与舞文弄墨的文儒往来，折节下士之风在当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初浙 江某镇抚谭济翁礼贤下士，苏平仲等士人们盛称难得。(33)在地方诸王国中，武臣常越 职办事，侵夺文相权利，插手干预地方民政事务，甚至凌辱文臣，这也使文儒们嫉愤不 已。文臣们为了削弱武臣势力，在武臣们的铁壁铜墙之中为自己争得一方立足之地，也 算费尽心机。

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司法权，轻罪重刑，打击武臣势力。他们不加克制地玩弄权柄， 乃至朱元璋亦觉有些过分。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即严历批评了法司机构用法苛细，“ 使人举动即罹刑纲”的作法“甚失宽厚之意”。

他们还利用铨选之权排斥武臣子弟。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武臣子弟久居边境鲜闻礼 教，恐渐移其性”，乃下令于辽东设置儒学“教武官子弟”。后又以“武官子弟多不识 字”，于是在边地广置儒学，并多次下令武臣子弟入学诵读经史。优异者，不次擢用。 但吏部在擢用武臣子弟时往往多方刁难。洪武十四年十一月，朱元璋就此对吏部提出批 评：“人有学问，则亦何事不可为也?今武臣子弟，尝命之讲学其间，岂无聪明贤智有 志于学者?若概视为武人不用，则失之矣。卿等其审择用之。”(34)

他们还利用近侍之便诋毁武臣，用历史的经验教训讽谕朱元璋，劝他留意功臣。表面 的忠君体国背后暗含腾腾杀气。洪武七年淮安侯华云龙死，学士宋濂奉命作神道碑，在 这篇近乎奉词伐罪的碑文中即流露了这种思想，其文曰：“往古韩、彭之流怙功自专， 卒致夷灭，皆其自取……”，即用汉高祖诛杀功臣韩信、彭越等故事，讽谕朱元璋效法 汉高祖“狡兔死走狗烹”之故伎。

朱元璋是一个性格孤僻、刚愎自用、极端残忍且权力欲极强的专制帝王。他给功臣优 厚待遇，完全出于小农阶级的报恩心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危害他一手缔造的朱氏江山 。文臣们为了打击武臣，便在“朱氏江山”上大作文章，以此来刺激朱元璋的嗜杀本性 。胡惟庸的败事，为他们紧锣密鼓地催促朱元璋对武臣们大开杀戒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胡惟庸以武臣荐举而跻身显官，也多与武人交接。于是，文臣们便利用“谋逆不宥”的 圣谕，诱致武臣家奴进行诬告陷害，洪武二十三年四月，他们利用李善长有奴卢仲谦诬 陷李善长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从而顺理成章地给李善长加上了“朋比为奸” 的罪名。五月，他们又诱致陆仲亨家奴封贴木诬告陆仲亨、唐胜宗、费聚及赵雄等武将 与惟庸谋不轨，勾撰排比，又将大批功臣列名逆党榜中。然后利用他们所操纵的刑审权 ，严刑逼供，许多名震沙场的虎将屈打成招，含恨跻身逆党行列。洪武二十六年，朱元 璋率群臣审讯蓝玉，强加给他许多罪名，始多末服，吏部尚书詹徽叱令具实，并加以大 刑，于是，这位威震西南漠北，使西戎北虏闻风胆裂的猛将功臣也犯了“谋不轨”罪遭 诛戮。洪武时期，象蓝玉这样功垂史册的宿将莫明其妙地背上谋反罪名而含恨九泉者何 止千万，正是这些功臣们的血、泪和恨为文臣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廓清了道路。洪武二十 六年九月(1393)，朱元璋手诏天下：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这标志着武人政治的终 结。洪武时期，在文臣的策动下，两兴大狱，坐胡党死者三万余人，坐蓝党死者万五千 余人，功臣宿将几乎诛戮殆尽，幸存者寥寥无几，即或侥幸生存，也如惊弓之鸟，摒足 敛息，谨出慎入，唯恐过格，落下把柄，被人揪住辫子。功臣晚年的这场劫难正是文武 之争的结果，而罪魁正是其对立面——文臣。

与文人不仕局面相联衬，洪武末年，一般将士立功受赏，却不愿甚至害怕入朝为官， 早期功臣的那种优越感此时已荡然无存。当时武臣中有许多鞑靼人，他们多不识字，食 禄而不临政事。许多将士为了躲避官爵，纷纷改易鞑靼姓名，这种情况直至永乐初元尚 无多大改变，以至将才乏人，政府不得不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迫他们恢复姓氏，改从政事 。

明初的文武之争与南北之争及以地域为特色的党争交错进行，造成政治的混乱，对明 代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乃至连后来武备松弛、虏寇猖獗，以及特务政治盛行等，都可 直接或间接地从文武之争中找到一些根源。

注释：

①明·王世贞：《列朝盛事》。

②《明太祖实录》卷58。

③《明太祖实录》卷177。

④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五》外篇，《纪录汇编》卷152。

⑤明·王世没：《弇山堂别集》卷70，《谥法考序》。

⑥《皇明诏令》卷2，《劝兴礼俗诏》。

⑦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文臣赐官婢》。

⑧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

⑨《太祖实录》卷51。

⑩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19，《朝仪事例》。

(12)《明太祖实录》卷171、卷212。

(13)《明太祖实录》卷59。

(14)《明太祖实录》卷92。

(15)《明史》卷72，《职官一》。

(16)明·陆辑：《蒹葭堂杂著摘抄》，《纪录汇编》卷204。

(17)明·陆容：《菽园杂记》卷3，元明清史料丛刊本。

(18)《明史》卷72，《职官一》。

(19)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四库本。

(20)明·吕毖：《明朝小史》卷2，《文楼时语》。

(21)《明史》卷128，《宋濂传》。

(22)《明太祖实录》卷53。

(23)《太祖实录》卷38。

(24)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篇》，《纪录汇编》卷148。

(25)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1，《公侯事尚主》、《勋臣国戚》。

(26)明·朱国桢：《皇明史概》，《大训记》卷5。

(27)明·吕毖：《明朝小史》卷1，《预题一诗》。

(28)清·夏燮：《明通鉴》卷4。

(29)明·黄溥：《闲中今古录摘钞》，《纪录汇编》卷129。

(30)明·贝琼：《清江诗集》卷3。《古意三首》，四库本。

(31)明·何良俟：《四友斋丛说摘抄二》，《纪录汇编》卷175。

(32)《明太祖实录》卷193。

(33)《明经世文编》卷6，《苏平伯文集》，《送谭镇抚调平阳序》。

(34)《明太祖实录》卷140。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 1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