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农民的政治意识

许之微

从农业社会形成起，迄今为止，农民一直在数量上占据着我国总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旧中国的全部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封建性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不了解历史上的农民就不了解历史上的中国国情。本文试图对近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意识进行分析。农民小生产者对社会政治所持的态度和看法一般是缺乏理论形态的，但这种较低层次的社会政治意识由于覆盖面大和历史惯性大而影响深远。在风云变幻、动荡不宁的近代，它极大地发挥了调动民众心理潜能的作用。这种政治意识一旦被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知识分子所提炼时，便成为鼓动人民，组织人民的思想武器。

一、农民政治意识是下层人民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

我们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而探讨农民政治意识在下层社会联系民众的纽带作用。

近代中国依然受着清专制皇权的统治。皇权高踞于国家机器之上，以庞大的官僚集团和军队为其两大支柱，统治形式是一元的垂直结构，即： 皇帝（皇室）—中央政府（朝廷）—地方政权（省、府、县）。这种结构如同庞大的金字塔，由各层“A”形结构堆垒而成。传统的君臣政治伦理观念和等级观念要求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各级官员要对皇帝本人负责。高高在上的皇帝通过这种放射型网络结构，实行对全部国家机器的垂直统治。表面上看，这种高度集权的统治是牢固而有效的，甚至部分中间环节的游离或分裂，都未必能破坏结构的完整性。但实际上这专制统治的金字塔却一次又一次被下层民众的起义摧毁。原来，这一庞大的金字塔是建立在沙滩上面。该图显示，金字塔结构到县以后，便中断了稳定的“八”型延深。乡绅取代官吏实行着对县以下广大农村的统治。虽然有保甲和团练制度作为政权在乡间的存在形式，但这种组织和制度经常与家族势力溶为一体，更多地表现出族权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政权在乡间的统治是微弱的、松弛的。 在封建专制金字塔的底层，是数以亿计的民众。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互相隔离，因此，中国的农民是极其分散的，这种分散又是相当固定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停滞，又把农民世代桎梏在分散的经济结构和松弛的社会结构之中。旧中国下层社会不存在上层建筑中的那种衔接紧密的“□”型纵式结构，它的基本模式是横向联系型的。血缘、地缘、行业、阶级、宗教以及基于共同地位、境况而产生的共同社会政治意识，都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这种社会内部的横向联系一般是微弱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分散性即是缺少“群体凝聚力”。外界的压力、挑战是群体凝聚的重要因素；受敌对势力的压迫、威胁，是产生和维持群体的必要条件。这种横向结构提供了这样一种条件：在社会阶级冲突激烈化或外敌入侵、民族矛盾尖锐化时，处于分散状况的人民群众能够按照既有的横向联系的路线汇集在一起，产生出巨大的能量，摇撼中国的大地，颠覆建立其上的“金字塔”。

在上面列举的横向联系纽带中，血缘、地缘和行业等受到自身范围的限制，在面的联系上作用相对小一些，而宗教、阶级、共同的社会政治意识和理想等所能联系的范围却是相当广阔的。鉴于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习惯接受具体的、经验的东西，相应地，人们也不大信奉超现实的、远离人间的宗教偶像，而容易接受世俗化、人格化的宗教神明及教义。因此，人们的宗教意识可以放到人们的社会政治意识中一并考察。这样，我们便抓住了乡村社会中横向联系的两条最主要的纽带：阶级和政治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们的政治意识主要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即主要是阶级的意识。因此，我们分析进入了本文的主题——近代农民阶级的政治意识。

在中国农村，封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凭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意识形态上（凭籍对文化的垄断）统治着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他们握有“教化”的权力。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它以全面精细的伦理道德，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尊卑、贵贱、长幼之序）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孝、悌、忠、信、克己、谦让等等），维系着偌大一片国土上的“礼治”秩序。

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对农民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但它毕竟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有压迫和剥削，只要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就会有与统治阶级思想相对立的意识产生。在我国农村，那种要求平均、平等，提倡患难与共的思想，强烈的反抗意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朦胧追求，自古以来代代承继。到了近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深化，更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放到了农民群众的面前。

前面我们说过，在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激化或外部压力增大时，极端分散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共同政治意识的纽带汇集在一起，产生动摇旧社会根基的巨大力量，一次又一次聚集在反抗侵略者和封建腐朽统治的大旗下，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

二、农民政治意识的层次分析

农民阶级政治意识的第一个层次是反抗。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饱受过度的经济压迫，养成适应最低劣的生活水准的能力。传统的儒家思想通过本地有名望有势力的乡绅的教化，通过说书人和戏剧这两种相当普及的文化生活渠道渗入了农民的血液，造就我们这个民族忍辱负重、克己迁就的性格。西方殖民主义者刚踏上这块土地时，感叹那千百万褐黄色的人种赤裸着上身插在泥土中，压在重担下，裹在灰尘里，和贫脊的大地混为一体，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但农民的忍耐力却是有限度的，当他们被逼到死亡线上的时候，那种压在心底的反抗意识便会苏醒，并转化成行动。1840年前后，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导致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灾难。所有这一切，燃起民众反抗的怒火：“今尔如此可恶，我们痛恨已极，若不杀尽尔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男子汉”。（注：《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96页。）在广东，人民火烧十三行，包围洋馆，示威制止建租界，直至举起“平英团”大旗武装反抗。“粤民与英夷为仇雠，即与地方官为仇雠”，（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5卷，第34页。）把反侵略反封建联系到一起。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把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推向高潮。

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但人民的反抗之火并没有熄灭。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反洋教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社会各阶层人民加入了复仇性的反洋教运动，砸教堂、逐教士、打教兵，并通过书文揭帖进行宣传，唤起最大限度的反侵略反压迫意识。

40年绵延不绝的反洋教运动酿成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通过分析义和团表达自己政治意识的揭帖、乩语，我们可以透过浓厚神秘的宗教语言，清楚地看到它对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的反抗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下层民众（主体是农民阶级）当然还不可能具备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但无疑，他们反侵略的动力除了反抗意识，也有民族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深深植根于千百万年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民族意识同埋藏在人民心底的反抗意识结合起来，促使中国劳动人民不止一次地浴血抗争，并使它们具备了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主义政治运动的色彩。

从平英团到义和团，近代农民的反抗和斗争持续了60年，也结束了本阶级独自战斗于政治舞台的历史。他们在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开始融入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皇权的斗争。会党群众成了辛亥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随后，下层民众朴素的反抗意识被无产阶级革命思潮所吸收，并在推翻整个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升华，反抗意识转化为革命的思想觉悟。农民小生产者作为觉醒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党人调动并提高了千百万人民大众的政治意识，终于埋葬了旧中国。

农民阶级政治意识的第二个层次，是经济上的平均、平等。把经济要求归为社会政治意识，是因为它隐藏在反抗意识的背后，支配着反抗意识的发展。它又经常以政纲的形式出现，是农民社会政治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的低下，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充足，满足基本生活资料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目的，而小生产低消费，只有人人平均，才能维持温饱。前面说过，农民在被推到死亡线上的时候，即连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也无法满足时，埋在心底的反抗意识便会复苏，这种反抗的重要目标便在于获得生存权利。平均、平等要求是反抗意识的推演和归宿，由单纯反抗到提出平均、平等要求，是农民思想意识的深化。

近代农民在分配和消费上平均平等的要求，集中反映于太平天国运动中。《天朝田亩制度》首先规定“人无私财”，以否定私有财产，达到消灭贫富差别；其次，它提出平均分配土地生产资料和日用开支，在“无处不均匀”的基础上，达到“无人不饱暖”的目的。列宁说过，“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注：《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页。）太平天国的理想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冲击封建专制社会。在近代中国，它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但是，正如朴素的反抗意识一样，平均和平等的要求绝不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因为它并不包含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和平等的社会地位的内容。相反，它往往与近代民主主义的平等观念相抵触。例如《天朝田亩制度》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都交给了“天父上主皇上帝”，接受这样一个世间主宰者的庇荫。农民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平等，而在政治上却放弃自主权力。“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路·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选集》第1卷，第693页。）

我们可以把政治上的等级观念和皇权思想，看作农民小生产者政治意识的第三个层次。它是平均平等观念的延伸。小农经济与普遍平均的要求必然导致专制集权政治，而专制政治只能靠森严的等级制度来维系。恰恰在这个层次上，农民的意识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重合在一起。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极端的分散性，长期被剥夺政治权利，造成农民小生产者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造成他们对于个人权利观念的普遍淡漠，他们不曾想过“天赋人权”，也意识不到作为社会的一员就应当具有一份社会权利，而往往把这种权利看作来自某一个人或权力机构的“给予”。他们的反抗和平均要求其终极目的只不过是得到平平安安，保证温饱的生活条件。至于普遍地参予政事，远在农民的政治意识之外。而一旦他们中的某些人进入权力圈子，就会把发号施令、生活享受、特权制度，甚至随心所欲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在《太平礼制》和《天命诏旨书》等文件中所看到的，正是那种精细的等级区分 森严的君臣秩序，明确的特权、世袭规定……，与其说这是农民领袖和农民政权的“蜕化”，不如说这是农民运动在政治上的必然归宿。农民阶级没有自己解放自己、改变本阶级命运的能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封建社会，促进这个社会肌体的新陈代谢，但无法彻底摧毁它，并脱胎出新社会。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农民的政治意识在较深的层次上是模糊的，并且逐渐离开其纯洁性而靠近封建意识。其中一些落后的，甚至带破坏性的东西，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三、近代农民政治意识与宗教

近代农民政治意识有一个显著的特色——浓厚的宗教色彩。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借助西方基督教形式创拜上帝会；义和团以民间宗教为组织和宣传形式；绵延不绝的小规模农民起义也大多以民间会道门为主要力量。专制政权结构的底层松弛，自然经济下农民小生产者的极端分散性和下层社会结构的横向联系模式，是教门会党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

中国民众没有崇拜单一偶象的传统，也较少有人醉心于祈求宗教的心灵解脱。在中国下层社会长成的农民宗教意识，（注：近代农民战争借助两种宗教形式：传统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形式不同，但实质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农民宗教。）是民众政治意识的投影，它能起到政治口号和政治宣传所难以起到的鼓动作用。

在农民宗教意识的背后，隐藏着对现实的反抗情绪。

以白莲教系统为主干的民间宗教预言灾难（劫）的到来，号召人们“入教避劫”，一旦时机成熟，则以“起事避劫”相号召，树起反抗黑暗统治的旗帜。洪秀全受西方基督教的启发，树起了一个排斥诸神，独自为尊的“皇上帝”，它拥有极大的权威和力量，在它的背后张扬着“斩邪留正”的大旗。这些宗教权威，都是受压迫者反抗意志的化身，他们呼唤着激励着农民阶级“翻转乾坤”，为“变换世界”而战斗。

树起宗教的权威，寄托着农民小生产者把这些神的力量引渡到自己身上的愿望。他们长期被压迫在底层，感受不到自己的力量，尤其意识不到阶级的力量，因此希望通过引渡神力在战斗中创造奇迹。从教门拳坛的咒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意图：“千手挡，万手遮，盖世英雄就是咱，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神，齐集在我身，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灵。”勇敢的殉道精神，神秘的宗教力量与强烈的反抗情绪相结合，就会产生难以阻挡的造反狂热。在自发的农民战争中，它是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精神源泉。

在农民宗教兴起的后面，又包含着切实的人间利益。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信徒是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而战的。《天条书》、《干王洪宝制》等文，表示了他们对上帝赐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万事胜意、大吉大昌的希望。太平天国的领袖深知民众心理。洪秀全把天堂挪到人间：“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之天堂。”（注：《太平天国史料》，第83页。）

宗教禁欲主义与明显的追求并不矛盾。太平天国搞禁欲主义——一切归圣库，分别男女营等；民间教门也有禁欲主义的规定；许多资料记载了义和团的宗教禁欲信条和清苦生活。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分析说：“……这些运动的先驱者抱着禁欲主义。这种行动上的朴质，抛弃一切人生享乐的主张，使斯巴达平等的原则和统治阶级对立。”禁欲主义的信条和有组织的禁欲生活把现实中忍辱偷生的生活形式完全抛开，因而“能够把无联络的散处四方的农民，而且是在盲目服从中生长的农民，引到统一的运动”（恩格斯语）。全体一致的禁欲主义生活曲折地反映了农民的平等意识，经济生活中哪怕是极小的差别都在这里消失了，实现着原始的军事的“共产主义”。在为全体利益和朦胧理想战斗的初始阶段，即使是最低生活水准上的平均和平等，也能表现出他们的追求和愿望。

农民的宗教还反映了他们朦胧的理想追求。

构画出一个彼岸世界，是宗教共同的特点之一。农民宗教是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宗教，它不是以虚幻的彼岸麻醉人民以维护现实，而是以理想否定黑暗的现实。白莲教系统的民间宗教，祭起代表光明的弥勒佛，宣传天神下降解灾救劫，共享太平。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较为详备，它标明天堂是享乐的处所，许多文献上有“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享福”，“在天享福无穷”的说法。不过，除了洪秀全提到过天堂“无病”、“无苦”、“无饿”、“无丑”的境况，这“福”基本上也还是抽象的。

农民宗教中的彼岸世界，是“真命天子坐龙庭”的太平盛世在天空中的投影。接受“真主”、“圣君”的统治，同时接受他们赐给的“雨水和阳光”。清后期农民起义，首领或自称佛祖转世，或假托刘姓、朱姓“真主”，打出“兴汉”、“复明”的旗帜，实质是希望回到汉、明盛世，有圣明的皇帝作主，赶走洋人，减轻苦难，过上衣食周全的太平日子。在这一点上，农民的宗教意识明显地和他们社会政治意识中的皇权观念吻合在一起。

农民意识有着自身的严重缺陷。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恩选集》第2卷，第67页。）在近代中国农民的斗争中，这种消极的、带破坏性的力量与宗教有较紧密的关系。长期“消极的生活方式”，在个体农民中造成一种几乎是麻木的心理平衡。在社会政治的激烈变动下，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当他们被宗教吸引汇集在一起时，宗教组织和宗教意识抹去了他们的个体感。与神的靠拢使他们抛开了世俗生活中的胆怯、卑谦和顾虑。这时的农民产生出一种宗教性的集体心理，这种心理使每个人的感觉、思维和行为方式与平时大相径庭。这是一种“去个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约束、顾虑和责任感同时消失，人们彼此模仿、感染，相互刺激。常常会有一种“循环反应”出现；别人的情绪影响了自己，自己被调动起来的情绪转过去又加剧别人的情绪。群体中的成员相互刺激并相互强化这种刺激，直至发展到狂热的程度，引起疯狂的行为。这种狂热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的意识相结合时，矛头直指反动统治者；但它与蒙昧迷信相结合，便会产生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迷塞是非的辨别，干扰运动的前途或造成无谓的牺牲。

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又造成巨大的社会牺牲。义和团群众“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注：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49页。）正义的反抗力量就这样被消耗，断送了运动的前程。

当然，宗教除了推动狂热，也能维系纪律。近代农民战争在起始阶段纪律一般是严明的，这与宗教因素有很大关系。除了前述宗教禁欲主义的约束外，也有宗教恐怖的维持。在宗教神冥冥之中的监视下，人们不敢为私欲而触犯教规。但是，毕竟只是一种心理约束，这种建立在无知基础上迷信是极不牢固的。尤其在社会激烈动荡的时候，战争失败、领袖离异等等都会引起群众宗教信念的动摇。一旦维系纪律的心理约束撤除，农民小生产者自私自利、能捞便捞的性格，他们被扭曲了报复心理，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那种散兵游勇式的抢掠在所难免。

原文出处:广州研究 198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