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宪政的演化—中华民国的创立及早期演变

陈奎德

中国的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杀害了戊戌变法人士的慈禧太后，虽然在最后几年为挽救政权也被迫施行与戊戌维新相似的立宪措施，但是由于她过去的血腥手腕、她后来的拖延保守，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政治要求了。维新派与守旧派、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仇恨已经太深，特别是清政府在她死后又把「维护王朝、维持稳定」看做「压倒一切的大事」，终于，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

开初，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在中国的进步人士中，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另一派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立宪派，他们之间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论战，革命派主张共和制，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制。但是，实际上他们要达成的基本社会体制仍是差不多的，即宪政民主体制。只是革命派的方法更激烈而已。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地方精英很多是既对革命派提供经费，又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的。

辛亥革命的前奏曲是1911年春夏之交的四川保路运动。公元1911年5月，清廷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策划下，强行收回民间集资自办的粤汉和川汉铁路。此措施引致川、粤、鄂、湘四省的地方精英群起反对，商股补偿问题又未得到解决，四川绅商乃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誓死力争。这股保路风潮迅速发展为四川全省性的骚动，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鉴于湖北防务空虚，于是，革命党人趁机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新军的工程营首先发难起义，在全国支持保路的风潮中，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为旗帜，进攻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闻风逃遁，革命党人随即在湖北成立军政府。不久，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许多省份也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因这次革命爆发于农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由美国归国，他领导的同盟会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当时，清朝已日暮西山，隆裕太后企图起用袁世凯以挽颓势，但袁本人有当皇帝的野心，他当时的位置正是左右逢源， 一方面凭借军力优势胁逼孙中山让位，威胁要解散国会巩固自己的超级地位；另一方面，借用南方民军的压力胁逼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逼在获得清室优待条件下于养心殿签发清帝退位诏书，满清王朝宣告灭亡，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

中国，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尝试

但是，民国虽然成立，战争并未结束。虽然南方各省节节胜利，但垂死挣扎的清王朝任命拥有军事实力的汉人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在北方率军抗拒义军，一时僵持不下。袁世凯一方面以满清力量阻拦革命军，一方面又以革命军的力量要挟和逼迫清廷。为避免长期流血内战，在经过一系列妥协商议之后，革命军与袁世凯达成了南北议和协议，孙中山提出辞职，而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总统，清朝皇帝正式宣布退位。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就这样顷刻覆灭了。

袁世凯虽然参与过晚清的宪政改革，但骨子里是个旧式政客，也是「军阀之父」。他熟悉中国皇权政治统治中国的那一套权术，对现在这样有800名国会议员的争吵与党派纷争，自己不能为所欲为任意操纵的局面，感到十分厌烦。他的目的是，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要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就是说，他既要照搬晚清末年的新政，推进象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变革，又不给变革的代表力量--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丝毫参政的权利。

当时民国初建，中国翻开了带有部分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色彩的历史篇章：新闻不受管制，各县、市、省选举出了自己的议会(咨议局)代表，国会由不同党派的议员组成。但是，袁世凯对议会制度、各省自治以及言论自由怀有强烈敌意。以同盟会和一些小的团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1913年大选中获胜，从而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因此国民党的宋教仁成了国会领袖，也就成了袁世凯的眼中钉。1913年3月，属于袁世凯北洋系的、当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年轻有为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全国大哗。当时的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来往的证据，确为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的大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宋教仁的被害，使孙中山悲愤难抑，他断然力排众议意，拒绝依法解决，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革命迅速就失败了。于是，袁世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叛党“之名解散了国民党，进而于12月解散了国会。1914年2月4日，袁世凯又撤销了各省的咨议局和地方自治机构，这些机构是在1912-1913年根据扩大选举法(占成年男性人口四分之一)重新选举的，并在辛亥之后控制了地方的权力。袁世凯解散它们后，由自己控制了地方官吏的任命权，从而掌握了国家行政管理的实权，由大总统变成了终身大总统，巩固了自己的独裁，使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尝试奄奄一息，名存实亡了。

袁世凯称帝及其失败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先是，7月12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随后，黄兴在江苏兴师讨袁，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市独立，向袁世凯宣战。但由于兵力及士气不足，力量对比不利。加上以袁世凯又从列强处取得了「善后大借款」等因素，「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至此，袁世凯的气焰登峰造极。他一心想着尽快当上正式总统。虽然他对国会向来没有好感，不过此时他要利用一下国会为他选举正式大总统服务。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正式宪法中的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先期完成。袁世凯急欲在10月10日“国庆节“正式任职，用金钱收买一些社团大拉选票。IO月6日国会投票选举，为保万无一失，袁派一千多名打手装扮成公民将国会团团围住，经过三次投票，直到晚上九点才勉强选出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

袁世凯当正式总统如愿以偿后，国会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了。10月1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出《天坛宪法草案》，草案虽明显扩大了总统权限，但仍含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等内容，袁断然不能接受。袁提出增修宪法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提出宪法公布权属于总统。遭到抵制后，袁气急败坏，将总理熊希龄任热河都统时擅拿承德行宫宝物一事公诸于世，挟迫熊辞职并签署了解散国民党的命令。1914年1月，袁下令停止议员职务，非法解散了国会。5月，袁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宣布废除《临时约法》，为其实行独裁统治复辟帝制扫清了道路。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权令智昏，开始做起「皇帝梦」了。5月1日，袁下令撤销国务院，撤销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海空大元师统率办事处“。10月，将陆军总长段棋瑞排斥出去。9月28日，袁率文武官员到孔庙祭孔；12月23日至天坛絮天 为称帝从思想上到舆论上做准备。他先弄了一个「筹安会」，找了一批所谓社会贤达捧场，鼓吹「中国国情特殊论」，认为中国传统与国情不适于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以此为复辟帝制作舆论准备。但是，地方菁英以沉默相对抗，袁世凯无法得到他急需的「全民拥戴」的表象。为获得国际支持，他于1915年5月先接受了日本对中国极为苛刻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在自以为取得了国际的支持后，复辟帝制事宜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一致投票赞成帝制。12月11日上午，参政院开会，通过了请袁称帝的推戴书。袁假意推托。按预谋，下午5点再次开会，通过第二次推戴书。袁故意做出一副推托不过而称帝的姿态。但实际已在着手准备元旦的登基大典。接着，在当年12月宣布把次年即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准备披龙袍坐龙椅当皇帝了。

但是，他的梦做得太早了。就在他宣布改年号的12月，著名将领蔡锷将军，在其老师梁启超支持下，经红颜知己小凤仙的协助，历经艰难曲折、戏剧性地从北京潜逃回云南，誓师起义，发动了著名的「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帝制自为。立刻，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举兵响应，坚决捍卫民国，反对恢复帝制。面对风起云涌的反对，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改回大总统称号。1916年6月6日，在全国的声讨声中，袁世凯忧惧而死。

民初中国社会发展

袁世凯死后，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但其内部却迅速分崩离析。早在袁世凯在世时，北洋军阀就存在着以段棋瑞为首的皖系和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袁死后，又分裂出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各派军阀分别与不同的列强国有着不一样的亲疏关系。为扩充势力范围、争夺权力不断混战，从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控制。

民国成立后直到1927年国民党掌握政权之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的状态中。这里有两条主线在发展：一条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低落，由于各地军阀的连年征战，中央政府对全国已经失去了全面控制，而地方军阀的力量却逐渐成形。特别是在袁世凯死后，形成了某种割据的局面。另一条则是外国的影响空前发展，外来商品、外来思想、外来行事方式不断流入，特别是沿海以及各通商口岸更是如此。

对于第一方面的发展，军阀盘踞一方当然扰乱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特别是军阀之间的混战更是带来了动乱，这是其糟糕的方面。但另外，由于中央控制的减弱，地方主义的兴起，使当时「联省自治」、「区域自治」、「地区独立」等诉求与实践都日益高涨，当年毛泽东也曾鼓吹「湖南独立」。这一倾向，削弱了原本中国大一统的中央皇权统治的传统，使地方的权利有了明显的增长。

对于第二方面的发展，可以看到，那一段时期，由于外来新事物的大量涌入，特别是由于中央权威与控制力的减弱，该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相对于1927年之后特别是相对于1949年之后，那时是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新闻界最为自由的时期。例如，那一时期，中国的报纸开始蓬勃发展，在二十年中间增加了好几倍。特别有名的如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上海《申报》、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商务印书馆》等，一时间蔚为风潮。在教育方面，有戊戌变法遗产的北京大学，也有众多由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这是中国现代教育起步的时期，同时也是教育界最为宽松，最不受政府干预和意识形态钳制的时期，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培育生长出来的。

上面这些发展，是未受或少受到传统官僚体系控制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它有助于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但却不一定利于促进政权的统一。而政治统一的诉求，在中国传统中是很强大的。我们将看到，这种传统的大一统力量，不久之后就又会发挥它的主宰作用了。

来源：中国公法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