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
吴吉远
吏，即各种书吏；役即包括衙役在内的各类差役。清代，吏与役已无多大差别，虽然 工役有所不同，吏“抱案牍、考文章、备善写”，役“供拘提驱使”，但都属“职役” ，是以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两套具体办事班子，故二者往往已经相提 并论。一个主内勤，一个主外勤，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本文拟对吏、役的作用和地位 作一番考察，并揭示吏、役在清代权势日炽，危害愈深的原因。
一
吏、役作为各级政府中的办事人员，到清代，其组织结构、召募都一应制度化了。“ 三班六房”是地方政府吏、役组织结构的概称；“选吏有据，受役有期，考察有法，入 仕有阶”①，是一套与职官制度相应的吏员制度。吏、役以职役身份奔走服役于官府， 是没有政治出身的，他们进入官府办事，无需经过象职官那样严格的科举考试，但也不 能随意进官衙承事，清代有一套招募吏、役的制度，它即由本人自愿承充官府招募、或 投充以应吏、役。
清代，吏有京吏、外吏之别。京吏有供事、儒事、经承等名色，外吏有书吏、承差、 典吏等名色。尽管吏都是官的执行者，但因其所处衙门之大小类别及所属之官员等级高 低，又有不同的称谓。无论京吏还是外吏，或分专业办公，或分地区承事，有一套较为 完善的组织系统。吏遍布于国家各级政府的主要衙门，是一支庞大的统治力量。
清代吏的来源途径，最初“按纳银多寡，分送各衙门办事”。康熙二年，“停止援纳 ，俱令各衙门召募，给予执照，开注姓名年岁，著役日期，并地方印结，按季汇册咨部 ”；二十八年又覆准：“有愿充各部院衙门书吏者，令其具呈考试，选择文理明通者， 制签著役，渐次补完，再行考取”②。于是，召募与考取便成为清代吏来源的两种主要 途径。京吏召募加考补，外吏主要靠召募。无论考取还是召募，承充吏之人都必须具备 一定的条件：政治清白的有产者，即所谓“载粮民籍，身家清白，并无重役过犯违碍等 弊”。“幼读未成，弃儒从公”，“通晓律例，或能写算、文理通顺”是承充书吏的素 质标准。承充京吏，不准冒籍、冒姓，需由原籍地方官出具印结，同乡书吏甘结；承充 外吏，无需地方官印结，只要亲族甘结，同乡书吏保结，主官准募即可。此外还规定， 一人不许充两吏，否则斥为“霸役”，处以徒刑。承充书吏均以五年为期，役满出补， 可考职从九品以下职衔。
吏的考取或召募工作手续繁锁，情况复杂。考取京吏，我们以雍正元年的一段史料， 可以看出其大概：“各部院考取书办，于京城出示召募，各省流寓之人，有熟于律例， 工于写算者，赴该衙门报名，取具同乡甘结，定期考试，择取拔补；……其各省有通晓 律例，或能写算，情愿充当部办之人，亦令赴地方官报明试验，取具同乡甘结，开明年 貌籍贯，申报该督抚，咨部拔用”③。各道程序，应考之人都得交一定费用，实际上是 买役承充。由于京吏所办之事关系重大，对京吏的要求也较为严格。乾隆元年规定：“ 书吏著役，务令报实在籍贯、居址地方、三代姓氏；该衙门于十日内咨部转行各省，严 饬地方官出具印结，顺天限四十日，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限三月，江苏、安 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限四月，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限六月，均于限内送部，转送各衙门；从结到之日著役，连闰计算五年期满”④。 不惜繁文褥节，几月辗转。对于都察院、科道两厅并各城司坊等处吏员缺出，“即照各 部院之例，于贴写内拣选年久历练者充补”⑤。可见，京吏除召募、考取新人外，还可 从习吏之贴写人员中拣选充补，并且，“考取均以衙门实缺为凭，每次照实缺额数加一 倍录取，如宗人府额设供事十四名，每次止取二十八名，内阁额设供事六十二名，每次 止取一百二十四名，所取既有定数，则埃次充补”⑥。京吏均由吏部发给执照，作为承 此职役的正式依据。外吏一般由地方各级政府主要官员召募，承充之人仍要开具姓名、 年貌、籍贯、家产、家政、特长等情况，由同乡书吏出具保结，主官认可，报布政司衙 门备案，发给执照，以领到吏照之日，作为著役之期。外吏领取吏照之人一般指书吏、 承差、典吏、经书之类正式吏员，此外，还有习吏之清书、小书、临时添设的帮书等。 清书、小书历役年久，也可以承充经书、典吏等正式吏员。道光二十六年规定：“其添 设帮书，由各省督抚府尹酌立定额，年终将帮书人等三代姓氏、年貌、籍贯及充役日期 ，汇造细册，咨部存案，俟帮书出缺，再行召募顶补”⑦，实际上，把帮书也当作定额 正式成员了。
清政府为了防止吏员的冒滥，规定了各级各个衙门召募书吏的数额，并一再强调不得 超额召募。如内阁设供事62名、翰林院16人、宗人府14名；六部中户部数额最多，设经 承205名，兵部最少，设经承65名；各地方衙门也有定额，各总督衙门吏员数额为30名 左右；巡抚衙门20余名，知府20名左右；州县12—14名不等⑧。地方衙门除主官外，佐 杂衙门不设吏员。实际上，没有哪个衙门按定额召募，《清稗类钞、胥役类》讲：“户 部最盛，有千余之多”，为定额的五、六倍，全国书吏人数何止十万?正如侯方域所说 ：“今天下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⑨。这里仅以县论而已，虽是 吏、役并论，但加上其他衙门之吏，全国二十万书吏在各级衙门办事，恐怕还不算过高 估计。
清代对书吏还有一套稽察制度，以期杜绝弊端。京师各部院府监科有专责稽察书吏之 司，地方府、州、县书吏由道，司道由督抚稽察，督抚、学政等书吏自行稽察。⑩实际 上也是有稽察之名，无稽察之实。
尽管清代选吏有据，受役有期，考察有法，入仕有阶，但是，这一套严密的吏员制度 并没有收到约束吏的效果。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败，“天下大权归于胥吏”，“遂成积重 难返之势”(11)。书吏纵横京师，盘居官衙，“犹山岳不可拔，洪水不可御”(12)，清 代吏员害民、病官、祸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
役，也习称胥，原本是为封建国家无偿劳动的劳役制度。自宋王安石改劳役为雇役， 演变至清，逐渐形成为一种募役制度，役成为一政治群体的代称，在清政府各级各个衙 门中是比书吏还庞大的一股统治力量。
清代役的种类很多，各类衙门都设有差役，比书吏用得更为广泛，情况也比书吏更复 杂。役的来源仍然是官府召募，人们投充。投充差役之人，仍需具备一定的条件，清政 府规定：“府州县奔走力役—祗侯、弓兵、禁子等也须在纳粮达二石至三石之良民中选 拔”(13)。巴县档案中还保留了部分投充、保结档案，现抄录民陈洪、余龙自愿投充捕 班二例如下：
“具投充，正里七里民陈洪为恳恩收录事情：蚁载册粮民，身无故犯，愿投充天案捕 班，勤慎办理公务，以效犬马之力，不得推委，是以恳乞太老爷台前赏准，收录施行。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 日禀 投充 陈洪。
具保状，捕头姚章、万珍今于台前与保状事：役实得陈洪在役班内听候差遣，不致遣 误公事，中间不致虚冒，保状是实。
准保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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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投充，太善坊余龙为恳恩收录事情：蚁父母俱在，妻刘氏在太善坊开设米铺，生理 充当，并无过犯，亦无重役等弊。蚁情急投充天案捕班，效犬马征劳，不得有违公务， 是以恳乞台前府准，赏收施行。
准充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具投充 余龙十”(14)。｜虽然，陈洪是当一段时间帮役后，希望成为缺出的正身差役，经姚章、万珍两捕头保 结，才由知县“准保”，载入“卯册”的。而余龙是一次性投充，大概因家庭条件较好 ，知县也一次性“准充”，无需保结。仅乾隆二十五年巴县自愿投充正身差役者就有11 人。投充差役不完全象承充书吏那样严格要求地方官印结、同乡保结等，只要身强力壮 ，其他条件是否具备无关紧要，因为“差役有缉捕人犯、行刑、管解之责，非年未及壮 、臂力轻弱者可以充当”(15)。规定差役著役三年为期，实际上没有执行过，而是自然 淘汰或犯罪缺出。
清代各类衙门驱使差役都有定额，不得滥设。以四川巴县为例，最初定额衙役103名， 迭次裁为37名、33名，至乾隆二年定额为29名：内门子2名、皂隶12名、马快8名、轿伞 扇夫7名；另外还设仟作3名、学习仟作2名、禁卒12名、更夫10名、民壮20名、捕役8名 、斗级2名、包夫4名；除知县衙门外，县丞、巡检、典史、教官等衙门都有定额衙役和 其他差役，总计121名正身差役(16)，简称正役，可以上报户部报销工食银两。正役之 外还有一种帮役，因违“定例”，不能报部，但总督、巡抚认可，可以申报省衙。另有 一类差役不入卯册，称为白役，省道府都不允准。清政府三令五申禁革白役，不仅没有 收效，反而越禁越多，道光十年御史王玮庆上疏言：“山东州县差役，大县多至一千余 ，小县亦多至数百名，一省如此，他省可知”(17)。同年四川总督告示：“川省各厅州 县衙门，向于额设正役及有名帮役之外，添用无名白役，动以千计，下至丞簿典史各署 亦多挂名滥设”(18)。这么多人愿意充当连微薄工食银都没有的白役，自然有其深刻的 内在原因。
二、
“有官则必有吏，有官则必有衙；……抱案牍、考章程、备缮写，官之赖于吏胥者不 少；拘提奔走，役之效力于官者不少”(19)。吏、役只是局外人，官的附属职仆，在为 官发挥着一部分职能，这是陈宏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把吏、役排斥在社会上层之外的一 种看法。吏、役是清代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职能系统，直接关系着国家政策、法令的执 行，具体事务的办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们不是局外人，而是局中人，“天下惟 胥吏最难安顿，后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终不出此辈圈子，刑狱簿书出于其手，典故 宪令出于其手，甚至兵权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于其手，一刻无此曹，则宰相亦将束 手矣”(20)。清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建立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一切机构无法 独断政事，唯由圣心裁决；案牍程式，上行下达，辗转反复，掌握事权的吏、役不仅不 可缺，反而成为必须依赖的对象，从而又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如顾 炎武所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21)。以下分别阐述吏、役在清国家机器运行中作用如何：
清代，吏的职责确实不外乎抱案牍、考章程、备缮写、工写算，相当于近代的各类秘 书、会计的工作。但是，清代“天之所与治天下者，士人也；士人所习不过贴括制义、 空虚无用之文。限其出路，卑其流品，而不得列于士人君子者，吏也；吏之所习钱谷簿 书，皆当世之务也”(22)。吏可以利用官员不悉习当务之事，挟制官员，上下其手，形 成权势。
抱案牍，即收贮档案，这是书吏的专职。文档工作是国家机器的神经系统，统治阶级 在管理国家、处理政务的各项活动中须臾不可离之。自古以来，文档工作就受到统治阶 级的特别重视，必有选而任。清代文书档案工作还未形成统一的制度，然其主要工作程 序，从收文、办稿、缮写、发文、立档、保管、查案等环节，都离不开各科房书吏之手 。从中央到地方衙门各科房既是文书处理部门，又是文书归档后的保管单位。书吏既是 文书工作人员，又是档案工作者。
有清一代极重祖宗成法，处理政务，一切以律例为据。“律乃一代之典章，例为因时 之断制”(23)，律有规定，而例常变化。所谓处理政务，就是比附律例，清代叫做“查 案办稿”。但是，修例有期，新例随时都有颁行，“朝例未刊，而暮例复下，千条万端 藏诸府，职强之官不能省记”(24)。加之，清代文牍泛滥，既有下达则例，又有上行各 类文书、报表，汗牛充栋，“千宗百架，鼠蠹雨浥，不但终生黔首懵不见闻，即有司专 职亦未尝一检阅校勘”(25)。熟习律例，收贮档案是书吏的专长，也是办理文书的先决 条件。道咸时重臣胡林翼发出这样的感叹：“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 处分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夫疆吏殚竭血诚以办事， 而部吏得持其短长，岂不令英雄短气乎?”(26)京吏以其专长不仅能挟制本部、院司官 、堂官，还能牵制地方大员。
考章程、备缮写，也就是“查案办稿”，办理各种文书。清代，办理文书的范围很广 ，从京吏来说，既有例行下达公文的办理，也有地方上达各种文书、报表的汇总处理和 报销，还有上达军机处、皇帝奏疏文书的办理。从外吏来说，大体一样。以州县为例， 刑房书吏既要在办理词讼案件中记录案情，写传票，填《尸格》，还要办理各种司法行 政文书，比如在押人犯清册、在配军流人犯清册、自理词讼循环簿、治安状况详文、秋 审清册、监狱班房开支详册等等；一案准理，又有禀文、详文、申文、关移、看语等一 系列文书办理。户房书吏既要协助州县官清查田亩、人口，又要编造黄册和赋役册，每 年征解钱粮时，票写开征告示、各种征催单据，办理解钱粮册、州县开支报销册等各种 文书、表册。清代官僚内而郎曹，外而牧令，非起科举，即以恩荫保举得官，更有捐纳 买得者，此辈于法令、章程本不谙习，于千变万化例案之间更是跬步难举。于是，一切 事务委于书吏之手，主官不过画诺而已。衙门承办事务，先由“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 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27)，“故京 师有堂官牛，司官鳅，书吏剔嬲不得休”之说(28)。清初谢肇淛就道出缘中之故：“从 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 尤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概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以 往旧牍，历年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 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州县之吏霄旦竭蹙惟日不足， 而吏治率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29)，在当时是颇有见地的政论。
工写算，即记账、算账，这是库吏和户房、户部书吏必须具备的素质。“钱谷”是各 级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从催征、解送、留存到各款报销都出自书吏、库吏之手，州县 户房书吏管征收，户部书吏管报销，库吏管库房钱粮出入，各掌事权，视为肥缺。州县 户书多征少报，各省款项军费之核销，户部主之。“军费报销之出入，动辄百数十万， 凡核销一案，有往返驳辨至数年之久者。故必预计打点之费，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 掌印主稿之司官，恒听命于书吏，藉以分润，堂官亦间有染指者。他若发馕报款，亦必 假手于书吏，故皆有所沾溉。是以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候”(30)。各级政府都设有库 房，贮存留存动用钱粮。库房关系重大，“库吏职司钱粮之出入，必身家殷实老成畏法 者方克胜任，否则侵蚀在所不免”(31)。然而，库吏侵蚀公款又是无法禁绝的，比如州 县“每开单责买绸缎器皿等物，虽云给价，究属子虚，所以，乡民闻报，如坠沸汤，甘 心重贿得脱，犹以为幸也”(32)。州县库吏需索百姓，府、省、部库吏则需索官员。
“盖国朝胥吏偷窃权势，舞文弄法，高下其心，实以黑衣下贱之流，而操天下之权”( 33)。连嘉庆帝也承认：“无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祛弊者少，甚至问及一事，则 推之委于属司，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34)。书吏就这样利用自己的专长 ，在职官多不谙悉世务，又不留意政事的情况下，以迎逢上司，于是，因文牍泛滥的官 僚政体而把持事权，既发挥其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作用，又从中为非作歹，揽权纳贿。
差役的种类繁多，因在地方各衙门供驱使危害最大，这里仅以地方衙门的皂隶、马快 、捕役、禁卒、仵作等各役为重点，考察他们的职责或作用。皂隶，官员坐堂、出巡时 ，手执刑杖站堂、开道，以壮官威；在审理案件时，主官下令用刑，则充当打手。快役 ，主要差务是持票催征地丁钱粮契税；在办理词论案件方面，除刑房外，其他各房办理 的均由快役持票传唤，在乡村者由各里快役承办；在城内者分班轮流承办。捕役，以持 票捕盗缉凶为主；司法办案方面，刑房承办的案子由捕役持票传唤，有些案子与快役合 办。民壮(壮丁、壮班)，护卫官员出入，解递人犯，守护城池、仓库、监狱，分左右两 班。禁卒，看守、管理监狱、班房中的犯人，押送犯人赴堂受审。仵作，负责检验命案 尸身和斗殴凶伤，类似近代的法医。可见，清代的多数差役，都类似于近代的各类警察 。
除了壮丁、禁卒、仵作之外，皂、快、捕、壮四班的事权，都来自差票，而差票的拟 稿权却在书吏手中，于是差票就成为吏、役的关节点。当然，是否差票的权力在主官， 但差票的内容，则出自书吏之意。差役为得到差票，巴结书吏，串通一气，权势愈炽。
差役们为了获得和固定事权，他们自行公议，禀请主官立案，进行明确分工，不得混 争夺办。遇有争执，在衙神祠集众剖晰，如仍不服，才禀请主官裁决。乾隆二十三年， 巴县皂班头役王建昌等与壮班、捕班、快班发生夺案承办纠纷，多次禀请知县讯究，一 直到二十七年才得平息(35)。可见，事权对于各役的重要性。因为固定了事权，也就固 定了差票，一旦差票到手，他们才能如狼似虎，需索饱壑。
清代一些官僚士绅，尽管对吏、役深恶痛绝，却也认识到吏、役在封建官僚政治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知道这样两个办事系统乃是封建官僚机器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虽恨之仇 之，但并不能取缔之。梁章钜说：“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枢纽”(36)。为什么他们据有 如此关键性的位置?因“吏胥生长里巷，执事官衙，于民间情伪、官司举措孰为相宜， 孰为不宜，无不周知”(37)。所以，胥吏在相当程度上。“把持官府”遇事也得他们认 可。故于成龙说：“朝廷之有百官，百官之有吏书，一也。……耕问诸农，织问诸婢， 必然之理。一身之精力有限，众人之耳目无穷，各执事分办于下，一人察核于上，彼焉 廋哉!”(38)韩振则说得更直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求助于人者也。……天下之 事谁为政?曰二显，二隐。……何谓隐?曰：内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胥吏也；外 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是皆上佐天子以治民事，而其迹不 见者也”(39)。吏、役的作用达到须臾不可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地步。
三、
吏、役的地位却与他们的作用完全相悖。吏、役的地位在古史上有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周礼》中有府史胥徒，即后世的吏胥。秦汉时，有斗食佐吏之类掾属，为后代之吏 员，虽与官之职有高下之别，但地位无明显的尊卑之分，由刀笔吏升为高官乃至丞相者 ，大有人在。魏晋南北朝时，官人有品，社会分流，阀阅之族，自不屑为贱吏，但一些 高级掾属，仍有士族充任。进入隋唐，科举制立，渐破世族门阀传统，实有重大意义； 但另一方面的后果是，士人专以词章、经典之学问闯入宦途，无需也更不屑注意律法簿 书之类，这便造成了一种影响巨大的转变，即从魏晋时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变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马端临说：“后世儒与吏判为二途”，实际上 是官与吏判为二途。吏在唐代前期仍是进入高官的一种途径，只是到了宋代，科贡更盛 ，吏胥全然贬之于役，轮流按户等向百姓征派，或召募，表明吏的地位不仅与官分途， 又与民合一了。辽、金、元的情况特殊，小吏可任高官，故人不以充吏为耻，所谓“以 吏出身之阶，人争求之”(40)，又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之谣(41)。但是，这种历 史变化未能阻滞“贱吏、役”的历史趋势。明初，一方面力反元朝弊习，另一方面又不 能完全摆脱元朝的影响，所以取士以进士、举贡、吏员三途，“所谓三途并用也”(42) 。前两途是唐宋崇尚科举的继续，而后一途则是金元制度的余波。因此，在洪武、永乐 时期，吏员地位虽比不上元朝，但至少也与科举人材平起平坐，由吏员出身为高官者不 乏其人。但是，大约到仁宣时期吏员的政治地位开始大跌，在仕途上，儒生阶层向吏员 阶层提出了严重挑战，如洪熙元年，湖广岳州府华容县儒士尹崧在上书言事中曰：“今 所任多以吏员，虽循资格出身，而其人素非良善，廉洁者少，贪鄙者多，生民被害，政 事疏违，虽遣官分巡考察，而贤否岂能周知?(43)宣宗也认为吏员中“廉能几何，贪鄙 塞路”，因而感慨道：“古人戒用吏，今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于此”(44)。于是 ，开始关闭吏员升官的大门。政治地位的降低，伴随着社会地位的衰落，人们视吏员为 “奸吏”、“滑吏”、“狗吏”，而若称“良吏”、“循吏”者，必定指的是官，说明 吏作为一个阶层已为人所不耻。
在宋以前，吏实际上包括了明清时的书吏和差役两类职役，杜甫“三吏”诗中的“吏 ”就类似清代差役中的皂、快、捕、壮班之类。从宋代开始，才从吏中划出判若有别的 吏、役两类职役出来，吏的地位又比役高。
清承明制，吏、役地位愈益下降。在士大夫眼里，吏胥毒如蛇蝎，可恶之极，抨击之 声，竟无虚时。在政治地位上，吏员再也没有出现过明初那样一种较为“辉煌”的时刻 。清代在职官铨选上仍标榜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大清会典事例》也规定书吏著役 五年期满后，无过犯者可以参加吏部每年八月的考职，“论文优劣”，分为五等。但是 ，“吏员出身，止于从九品以下职衔”，再没有升入高官的可能，并且，就连这种考职 规定也形同具文，所谓役满考职，只不过是政府对书吏的一种安抚措施，并非人人都能 考职，有幸考职者也仅能领取一纸空文职衔，而铨选无期，雍二年才开始铨选康熙十七 年至四十三年的候选者(45)。清人牟愿相说：“唐宋以来，士其业者不为吏胥，为吏胥 者则市井奸猾、巨家奴仆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吏胥既贱，为之者皆甘心自弃于恶 行，已若狗彘，噬人若虎狼”(46)。时人将“胥号曰奸，吏名为滑，衙门则目之曰蠹” ，纷纷“贱而恶之”(47)，“限其出路，卑其流品”。这大概代表了清代很多人的看法 。
吏员没有政治前途，还能与民合一，而差役连老百姓的地位都没有。《大清会典事例 》规定：“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马兵、仵作、粮差及巡营、番役等，皆为 贱役”，不得变易姓名，朦混捐纳，更不能科举出仕，其子子孙孙也如此，几同“贱民 ”。
清代，吏、役既无政治地位，也无正式经济收入。明代各级各类吏、役皆有俸饷，曰 工食银、廪给银等，于各级政府收入之存留部分中开支，每吏都有十余两，每役有七、 八两不等。后来为了限制、打击他们，于顺治九年、十二年、十四年、康熙元年等先后 裁革解部，书吏再无官给收入，差役仅有六、七两工食银。雍正名臣田文镜就为之不平 ：“盖司道府衙门书吏，本无额设工食，又有纸笔等费，既将各项陋规裁革，不许受贿 作弊，若并此挂名津帖亦为裁革，则纸笔之费亦无从出矣”(48)。明代吏员尚有优免特 权，至清亦无。
吏胥地位降低，士人鄙之，除了科举盛行之后，士人皆可以经史而入仕，而吏不得以 刀笔入宦途的缘故外，还因为隋唐以后吏胥之害盛于民间，在很多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 种恶感，如顾炎武说：“自随唐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屑为卑冗，不参官品”(49)。 从宋代以后，吏胥之危害已多为人所重，而且已有很多人将此归结为“铨选之害”。这 种害处不仅在于儒生得官后无能，让吏胥上下其手，还在于吏胥无论如何难入官列，只 得营私舞弊。唐代刘晏说得好：“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土多清；吏虽廉 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50)。清代，官谈不上清廉，而吏胥则为了达 到政治上达不到的目的，逐利则变本加厉了。
四
《泺阳消夏录》云：“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曰吏、曰役、曰官之亲 友、曰官之仆隶。四者之人，虽曰无官之责，而实有官之权；官或尚顾考成，彼则但知 年利，是以令人吞声饮泣，故四大洲内，惟此四种人恶业最多”(51)。清代一般都把吏 、役视为害民、病官、祸国之首，是两群唯利是图的“贱役”。诚然，清代吏、役危害 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获利，“凭借官府之威灵，肆行其纵恣”(52)，不论清政府怎么三 令五申地采取防范措施，各级官员如何谩骂，都无济于事。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现象中 悟到更本质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
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同一阶级 中又有利益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不同的阶级，社会群体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机会 是不均等的。在封建社会中，文化由统治阶级所垄断，我们对传统社会的历史认识主要 来源于历史文献，而文献中保存的大都是上层文化的反映，很难找到反映下层文化的文 字记载，如果不加分析地完全从文献中得出结论，我们的认识就必定会离事实更远。我 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或道德价值观往往是迥然相异的。
充当吏、役者大都为下层人民，包括一些市井无赖，如储方庆讲：“凡人出身为吏者 ，类皆乡里桀黠者流，不肯自安于耕凿，然后受役于官而为吏”(53)。牟愿相也说：“ 为吏胥者，即市井奸猾、巨家奴仆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出身于官绅家庭者，自 然不屑于加入他们的队伍，即如黄宗羲所说：“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士人 目为异途，羞与为伍”(54)。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这种贬吏贱役之情，虽然对下层人民有 一定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官僚士绅的价值观，无论他们是否身受其害，都异口同声地谩 骂吏胥，不约而同地坚拒吏胥们于社会上层之外。从这一价值观，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 样一种社会心态：按封建国家的本意，吏、役的职责范围仅为“抱案牍、考章程、备缮 写”，供“拘提奔走”，而实际上他们在行政系统中把持政柄，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引起官绅的极大不满，千方百计地“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以免冲击科举得官的士绅 阶级的利益。然而，即使是名宦之家也开始从科举求仕的独木之桥上回到平地上来，“ 况吏役中多有名家子弟，科举未就，托业公门，未必皆卑污苟贱之流”(55)，“既而缙 绅之族不肖者，亦复为之”(56)。因为“承平之世，士人众多，出仕之途既狭，遂使有 才者老死邱壑”(57)。不甘心于“老死邱壑”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出去从事发挥自己才 干的职业，为吏便是既适合又实惠的出路。为吏成一项职业已为清代小知识分子所广泛 接受。
是不是还存在另一种价值观?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我们难以找到它的文字描述，但是，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尽管贬吏贱役的呼声甚嚣尘上，吏役们的队伍 却在不断扩大。这一现象定会使人们惊讶：难道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越来越低的职 业么?可以肯定，当时人不会愿意投身于乐户、疍民、世仆、娼妓之类“贱民”之中， 但却宁可花钱也愿意身为吏、役，这就清楚地说明这些踊跃投身者心目中的吏、役地位 了。而这些踊跃投身者大都是下层人民，甚至还包括一小部分缙绅子弟。这种现象反映 出来的价值观念，不是官绅的“升官发财”，而是发财致富，通过充当吏、役这一手段 ，达到揽权拢钱的目的。吏、役“天差”便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吏、役虽然没有或很 少工食银，但仅靠政府承可的规费、陋规，州县每吏年收入也在千两白银以上，每役在 千两左右(58)，户部之吏“富埒王侯”就更不用说了。吏、役去索诈作弊，虽然他们有 权了，发了财，但其人本身却异化了，走向了自己追求的反面。
还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荫芽的发展，引起社会思潮的 变化，士农工商四民的传统地位受到猛烈的冲击，“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 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 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于商”(59)。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冲击，不仅开始动摇士人的社会地位，而且渗透到封建官场政治生活 中，官既可买做，又从做官中赚回本利，官场与商场还有多大差别?其实，逐利已成为 清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既便下功夫苦读，一中进士，能捞一官半职，但在清代官俸禄极 低的条件下，仅靠俸禄是难以维持体面生活的，何况官缺有限，人口又不断增加，读书 入仕之途越来越窄。升官发财，过显要的幸福生活，这应该说是当时多数人的愿望，但 在清代，升官发财的“财”从何而来?当然不是仅靠俸禄和养廉银。一老吏的自白，可 以说明这一问题：“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 ，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择夫马，斥供张，勒馈尽，属吏 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60)。洪亮吉说得更明白：“守令之心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 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税务之赢余若何?而所谓妻子、兄弟、亲戚、奴仆、 媪保者，又各挟溪壑难满之欲，助之谋利。于是，不幸一岁而守令数易，而部内之属员 ，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已重困矣”(61)。身在官府的吏、役对此是再清楚不过 了，并且往往成为贪官的助手，官得大头，自己得小头。吏、役身处政府关键位置，尽 管没有官禄收入，但可收取手续费、服务费，只是这种手续费、服务费带有政治强制性 和随意性，正如清代针对他们留下的谚语：“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 者，索诈之赃又无论已”(62)。尽管各级官僚也在竟无虚时地谩骂吏、役，但他们升了 官要发财的“财”还得多靠吏、役们为他们搜刮，甚至连政治前途也掌握在吏役们手里 ，所以，对吏、役多有倚重。这就使我们悟解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吏、役为害 不断，甚至愈演愈烈?其客观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从君到臣贪得无厌的举动为吏、役 以权、以事谋私做出了榜样；但从吏、役主观上来说，所谓危害不过就是发财致富，就 是追求幸福。归根到底，吏、役们作弊索诈的过程乃是被扭曲了的追求幸福之路；同时 ，这也是封建制度全面衰落，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因素在不断蠕动的标志。
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贬低、打击吏、役，轻视、鄙夷他们如奴仆。尽管他们在各级 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刻无此曹，则宰相亦将束手”，但却不给予相应的待遇。吏 、役不可能枵腹为封建国家服役奔走，连官员的收入都来自贪污、受贿，吏、役们的需 索也就在所难免了。只是官员头上有一堂皇的光环，既便贪污成性，也会把“卑劣的贪 欲”罪名冠在吏、役们头上。吏、役实际上为各级官员背上了黑锅，因为吏、役无政治 前途，被视为“贱役”，他们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开始就是以需索之害出现的，再 没有封建道德的面纱。
我们这里并不是为非作歹的吏、役们开脱罪责，只是试图把目光投向这种表面现象的 背后。在那里，我们发现的是私有制社会里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悲剧。官绅们当然 不会这么看，在官绅的价值观背后，功利和道德基本上是统一的。升官就得发财，就得 过人上人的生活，而在吏、役们的眼里，二者则大都是矛盾的，而且功利战胜了道德， 这就决定了他们追求吏、役职役的社会价值取向。
注释：
①《清文献通考》卷21
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⑦《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7—149。
⑨《皇朝经世文编》卷24，侯方域“额吏胥”疏。
⑩《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11)《皇朝经世文编》卷22，“请惩贪残吏政疏”。
(12)《皇朝经世文编》卷24。
(13) 《清文献通考》卷21
(14)《巴县档案乾隆朝》卷45(缩微)。
(1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处分例，书役。
(16)《乾隆巴县志》赋役。
(1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处分例，书役。
(18)参见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载《历史档案》89年1期
(19)《皇朝经世文编》卷24，陈宏谋“分发在官法戒录檄”。
(20)《制义丛话》，也可参见陈登原《国史旧闻》卷60，“清吏胥”。
(21)《日知录》卷8，吏胥“铨选之害”。
(22)《皇朝经世文编》卷3，陈世仪“思辨录”。
(23)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2，“问拟”。
(24)《皇朝经世文编》卷91，刑政。
(25)《皇朝经世文编》卷24，孙光祀“衙蠹宜剔其源”。
(26)《清稗类钞·胥役类》。
(27)《清稗类钞·胥役类》。
(28)《越漫堂日记·庚集》第27页。
(29)《日知录》卷8，吏胥“铨选之害”。
(30)《清稗类钞·胥役类》。
(31)《福惠全书》卷6，“点库吏”。
(32)《福惠全书》卷6，“点库吏”。
(33)《越漫堂日记·庚集》第27页。
(34)《东华录》嘉庆九年六月上谕。
(35)《巴县档案、乾隆朝》卷4。
(36)《退庵随笔》
(37)《在官法戒录》卷2
(38)《皇朝经世文编》卷22，“上徐方伯书”。
(39)《皇朝经世文编》卷25，“幕发论”。
(40)嘉靖《尉氏县志》卷2，“官政类”、“吏额”。
(41)《廿二史札记》，“元季雅相尚”；《陔余丛考》“九儒十丐”。
(42)《明史》卷71，“选举三”。
(43)《明宣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闰七月癸亥
(44)《明宣宗实录》卷39，宣德三年三月甲申、丙戍。
(4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46)《皇朝经世文编》卷24，“说吏胥”，“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47)《皇朝经世文编》卷24，“说吏胥”，“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48)《皇朝经世文编》卷24，陈宏谋“分发在官法戒隶檄”。
(49)《日知录》卷8，吏胥“铨选之害”。
(50)《清朝文献通考》“选举八”、也可见《日知录》“杂流”。
(51)陈登原《国史旧闻》卷60。
(52)《皇朝经世文编》卷24，“吏胥议”，“驭吏论”。
(53)《皇朝经世文编》卷24，“吏胥议”，“驭吏论”。
(54)《明夷待访录》胥吏。
(55)《皇朝经世文编》卷24，陈宏谋“分发在官法戒录檄”。
(56)《皇朝经世文编》卷24，“说吏胥”，“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57)《明夷待访录》胥吏。
(58)参见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载《历史档案》89年1期
(59)沈垚《落帆楼文集》“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60)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5。
(61)《皇朝经世文编》卷21，“守令篇”。
(62)汪辉祖《佐治药言》。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 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
吴吉远
吏，即各种书吏；役即包括衙役在内的各类差役。清代，吏与役已无多大差别，虽然 工役有所不同，吏“抱案牍、考文章、备善写”，役“供拘提驱使”，但都属“职役” ，是以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两套具体办事班子，故二者往往已经相提 并论。一个主内勤，一个主外勤，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本文拟对吏、役的作用和地位 作一番考察，并揭示吏、役在清代权势日炽，危害愈深的原因。
一
吏、役作为各级政府中的办事人员，到清代，其组织结构、召募都一应制度化了。“ 三班六房”是地方政府吏、役组织结构的概称；“选吏有据，受役有期，考察有法，入 仕有阶”①，是一套与职官制度相应的吏员制度。吏、役以职役身份奔走服役于官府， 是没有政治出身的，他们进入官府办事，无需经过象职官那样严格的科举考试，但也不 能随意进官衙承事，清代有一套招募吏、役的制度，它即由本人自愿承充官府招募、或 投充以应吏、役。
清代，吏有京吏、外吏之别。京吏有供事、儒事、经承等名色，外吏有书吏、承差、 典吏等名色。尽管吏都是官的执行者，但因其所处衙门之大小类别及所属之官员等级高 低，又有不同的称谓。无论京吏还是外吏，或分专业办公，或分地区承事，有一套较为 完善的组织系统。吏遍布于国家各级政府的主要衙门，是一支庞大的统治力量。
清代吏的来源途径，最初“按纳银多寡，分送各衙门办事”。康熙二年，“停止援纳 ，俱令各衙门召募，给予执照，开注姓名年岁，著役日期，并地方印结，按季汇册咨部 ”；二十八年又覆准：“有愿充各部院衙门书吏者，令其具呈考试，选择文理明通者， 制签著役，渐次补完，再行考取”②。于是，召募与考取便成为清代吏来源的两种主要 途径。京吏召募加考补，外吏主要靠召募。无论考取还是召募，承充吏之人都必须具备 一定的条件：政治清白的有产者，即所谓“载粮民籍，身家清白，并无重役过犯违碍等 弊”。“幼读未成，弃儒从公”，“通晓律例，或能写算、文理通顺”是承充书吏的素 质标准。承充京吏，不准冒籍、冒姓，需由原籍地方官出具印结，同乡书吏甘结；承充 外吏，无需地方官印结，只要亲族甘结，同乡书吏保结，主官准募即可。此外还规定， 一人不许充两吏，否则斥为“霸役”，处以徒刑。承充书吏均以五年为期，役满出补， 可考职从九品以下职衔。
吏的考取或召募工作手续繁锁，情况复杂。考取京吏，我们以雍正元年的一段史料， 可以看出其大概：“各部院考取书办，于京城出示召募，各省流寓之人，有熟于律例， 工于写算者，赴该衙门报名，取具同乡甘结，定期考试，择取拔补；……其各省有通晓 律例，或能写算，情愿充当部办之人，亦令赴地方官报明试验，取具同乡甘结，开明年 貌籍贯，申报该督抚，咨部拔用”③。各道程序，应考之人都得交一定费用，实际上是 买役承充。由于京吏所办之事关系重大，对京吏的要求也较为严格。乾隆元年规定：“ 书吏著役，务令报实在籍贯、居址地方、三代姓氏；该衙门于十日内咨部转行各省，严 饬地方官出具印结，顺天限四十日，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限三月，江苏、安 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限四月，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限六月，均于限内送部，转送各衙门；从结到之日著役，连闰计算五年期满”④。 不惜繁文褥节，几月辗转。对于都察院、科道两厅并各城司坊等处吏员缺出，“即照各 部院之例，于贴写内拣选年久历练者充补”⑤。可见，京吏除召募、考取新人外，还可 从习吏之贴写人员中拣选充补，并且，“考取均以衙门实缺为凭，每次照实缺额数加一 倍录取，如宗人府额设供事十四名，每次止取二十八名，内阁额设供事六十二名，每次 止取一百二十四名，所取既有定数，则埃次充补”⑥。京吏均由吏部发给执照，作为承 此职役的正式依据。外吏一般由地方各级政府主要官员召募，承充之人仍要开具姓名、 年貌、籍贯、家产、家政、特长等情况，由同乡书吏出具保结，主官认可，报布政司衙 门备案，发给执照，以领到吏照之日，作为著役之期。外吏领取吏照之人一般指书吏、 承差、典吏、经书之类正式吏员，此外，还有习吏之清书、小书、临时添设的帮书等。 清书、小书历役年久，也可以承充经书、典吏等正式吏员。道光二十六年规定：“其添 设帮书，由各省督抚府尹酌立定额，年终将帮书人等三代姓氏、年貌、籍贯及充役日期 ，汇造细册，咨部存案，俟帮书出缺，再行召募顶补”⑦，实际上，把帮书也当作定额 正式成员了。
清政府为了防止吏员的冒滥，规定了各级各个衙门召募书吏的数额，并一再强调不得 超额召募。如内阁设供事62名、翰林院16人、宗人府14名；六部中户部数额最多，设经 承205名，兵部最少，设经承65名；各地方衙门也有定额，各总督衙门吏员数额为30名 左右；巡抚衙门20余名，知府20名左右；州县12—14名不等⑧。地方衙门除主官外，佐 杂衙门不设吏员。实际上，没有哪个衙门按定额召募，《清稗类钞、胥役类》讲：“户 部最盛，有千余之多”，为定额的五、六倍，全国书吏人数何止十万?正如侯方域所说 ：“今天下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⑨。这里仅以县论而已，虽是 吏、役并论，但加上其他衙门之吏，全国二十万书吏在各级衙门办事，恐怕还不算过高 估计。
清代对书吏还有一套稽察制度，以期杜绝弊端。京师各部院府监科有专责稽察书吏之 司，地方府、州、县书吏由道，司道由督抚稽察，督抚、学政等书吏自行稽察。⑩实际 上也是有稽察之名，无稽察之实。
尽管清代选吏有据，受役有期，考察有法，入仕有阶，但是，这一套严密的吏员制度 并没有收到约束吏的效果。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败，“天下大权归于胥吏”，“遂成积重 难返之势”(11)。书吏纵横京师，盘居官衙，“犹山岳不可拔，洪水不可御”(12)，清 代吏员害民、病官、祸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
役，也习称胥，原本是为封建国家无偿劳动的劳役制度。自宋王安石改劳役为雇役， 演变至清，逐渐形成为一种募役制度，役成为一政治群体的代称，在清政府各级各个衙 门中是比书吏还庞大的一股统治力量。
清代役的种类很多，各类衙门都设有差役，比书吏用得更为广泛，情况也比书吏更复 杂。役的来源仍然是官府召募，人们投充。投充差役之人，仍需具备一定的条件，清政 府规定：“府州县奔走力役—祗侯、弓兵、禁子等也须在纳粮达二石至三石之良民中选 拔”(13)。巴县档案中还保留了部分投充、保结档案，现抄录民陈洪、余龙自愿投充捕 班二例如下：
“具投充，正里七里民陈洪为恳恩收录事情：蚁载册粮民，身无故犯，愿投充天案捕 班，勤慎办理公务，以效犬马之力，不得推委，是以恳乞太老爷台前赏准，收录施行。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 日禀 投充 陈洪。
具保状，捕头姚章、万珍今于台前与保状事：役实得陈洪在役班内听候差遣，不致遣 误公事，中间不致虚冒，保状是实。
准保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具
※ ※ ※
具投充，太善坊余龙为恳恩收录事情：蚁父母俱在，妻刘氏在太善坊开设米铺，生理 充当，并无过犯，亦无重役等弊。蚁情急投充天案捕班，效犬马征劳，不得有违公务， 是以恳乞台前府准，赏收施行。
准充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具投充 余龙十”(14)。｜虽然，陈洪是当一段时间帮役后，希望成为缺出的正身差役，经姚章、万珍两捕头保 结，才由知县“准保”，载入“卯册”的。而余龙是一次性投充，大概因家庭条件较好 ，知县也一次性“准充”，无需保结。仅乾隆二十五年巴县自愿投充正身差役者就有11 人。投充差役不完全象承充书吏那样严格要求地方官印结、同乡保结等，只要身强力壮 ，其他条件是否具备无关紧要，因为“差役有缉捕人犯、行刑、管解之责，非年未及壮 、臂力轻弱者可以充当”(15)。规定差役著役三年为期，实际上没有执行过，而是自然 淘汰或犯罪缺出。
清代各类衙门驱使差役都有定额，不得滥设。以四川巴县为例，最初定额衙役103名， 迭次裁为37名、33名，至乾隆二年定额为29名：内门子2名、皂隶12名、马快8名、轿伞 扇夫7名；另外还设仟作3名、学习仟作2名、禁卒12名、更夫10名、民壮20名、捕役8名 、斗级2名、包夫4名；除知县衙门外，县丞、巡检、典史、教官等衙门都有定额衙役和 其他差役，总计121名正身差役(16)，简称正役，可以上报户部报销工食银两。正役之 外还有一种帮役，因违“定例”，不能报部，但总督、巡抚认可，可以申报省衙。另有 一类差役不入卯册，称为白役，省道府都不允准。清政府三令五申禁革白役，不仅没有 收效，反而越禁越多，道光十年御史王玮庆上疏言：“山东州县差役，大县多至一千余 ，小县亦多至数百名，一省如此，他省可知”(17)。同年四川总督告示：“川省各厅州 县衙门，向于额设正役及有名帮役之外，添用无名白役，动以千计，下至丞簿典史各署 亦多挂名滥设”(18)。这么多人愿意充当连微薄工食银都没有的白役，自然有其深刻的 内在原因。
二、
“有官则必有吏，有官则必有衙；……抱案牍、考章程、备缮写，官之赖于吏胥者不 少；拘提奔走，役之效力于官者不少”(19)。吏、役只是局外人，官的附属职仆，在为 官发挥着一部分职能，这是陈宏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把吏、役排斥在社会上层之外的一 种看法。吏、役是清代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职能系统，直接关系着国家政策、法令的执 行，具体事务的办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们不是局外人，而是局中人，“天下惟 胥吏最难安顿，后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终不出此辈圈子，刑狱簿书出于其手，典故 宪令出于其手，甚至兵权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于其手，一刻无此曹，则宰相亦将束 手矣”(20)。清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建立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一切机构无法 独断政事，唯由圣心裁决；案牍程式，上行下达，辗转反复，掌握事权的吏、役不仅不 可缺，反而成为必须依赖的对象，从而又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如顾 炎武所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21)。以下分别阐述吏、役在清国家机器运行中作用如何：
清代，吏的职责确实不外乎抱案牍、考章程、备缮写、工写算，相当于近代的各类秘 书、会计的工作。但是，清代“天之所与治天下者，士人也；士人所习不过贴括制义、 空虚无用之文。限其出路，卑其流品，而不得列于士人君子者，吏也；吏之所习钱谷簿 书，皆当世之务也”(22)。吏可以利用官员不悉习当务之事，挟制官员，上下其手，形 成权势。
抱案牍，即收贮档案，这是书吏的专职。文档工作是国家机器的神经系统，统治阶级 在管理国家、处理政务的各项活动中须臾不可离之。自古以来，文档工作就受到统治阶 级的特别重视，必有选而任。清代文书档案工作还未形成统一的制度，然其主要工作程 序，从收文、办稿、缮写、发文、立档、保管、查案等环节，都离不开各科房书吏之手 。从中央到地方衙门各科房既是文书处理部门，又是文书归档后的保管单位。书吏既是 文书工作人员，又是档案工作者。
有清一代极重祖宗成法，处理政务，一切以律例为据。“律乃一代之典章，例为因时 之断制”(23)，律有规定，而例常变化。所谓处理政务，就是比附律例，清代叫做“查 案办稿”。但是，修例有期，新例随时都有颁行，“朝例未刊，而暮例复下，千条万端 藏诸府，职强之官不能省记”(24)。加之，清代文牍泛滥，既有下达则例，又有上行各 类文书、报表，汗牛充栋，“千宗百架，鼠蠹雨浥，不但终生黔首懵不见闻，即有司专 职亦未尝一检阅校勘”(25)。熟习律例，收贮档案是书吏的专长，也是办理文书的先决 条件。道咸时重臣胡林翼发出这样的感叹：“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 处分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夫疆吏殚竭血诚以办事， 而部吏得持其短长，岂不令英雄短气乎?”(26)京吏以其专长不仅能挟制本部、院司官 、堂官，还能牵制地方大员。
考章程、备缮写，也就是“查案办稿”，办理各种文书。清代，办理文书的范围很广 ，从京吏来说，既有例行下达公文的办理，也有地方上达各种文书、报表的汇总处理和 报销，还有上达军机处、皇帝奏疏文书的办理。从外吏来说，大体一样。以州县为例， 刑房书吏既要在办理词讼案件中记录案情，写传票，填《尸格》，还要办理各种司法行 政文书，比如在押人犯清册、在配军流人犯清册、自理词讼循环簿、治安状况详文、秋 审清册、监狱班房开支详册等等；一案准理，又有禀文、详文、申文、关移、看语等一 系列文书办理。户房书吏既要协助州县官清查田亩、人口，又要编造黄册和赋役册，每 年征解钱粮时，票写开征告示、各种征催单据，办理解钱粮册、州县开支报销册等各种 文书、表册。清代官僚内而郎曹，外而牧令，非起科举，即以恩荫保举得官，更有捐纳 买得者，此辈于法令、章程本不谙习，于千变万化例案之间更是跬步难举。于是，一切 事务委于书吏之手，主官不过画诺而已。衙门承办事务，先由“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 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27)，“故京 师有堂官牛，司官鳅，书吏剔嬲不得休”之说(28)。清初谢肇淛就道出缘中之故：“从 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 尤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概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以 往旧牍，历年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 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州县之吏霄旦竭蹙惟日不足， 而吏治率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29)，在当时是颇有见地的政论。
工写算，即记账、算账，这是库吏和户房、户部书吏必须具备的素质。“钱谷”是各 级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从催征、解送、留存到各款报销都出自书吏、库吏之手，州县 户房书吏管征收，户部书吏管报销，库吏管库房钱粮出入，各掌事权，视为肥缺。州县 户书多征少报，各省款项军费之核销，户部主之。“军费报销之出入，动辄百数十万， 凡核销一案，有往返驳辨至数年之久者。故必预计打点之费，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 掌印主稿之司官，恒听命于书吏，藉以分润，堂官亦间有染指者。他若发馕报款，亦必 假, 手于书吏，故皆有所沾溉。是以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候”(30)。各级政府都设有库 房，贮存留存动用钱粮。库房关系重大，“库吏职司钱粮之出入，必身家殷实老成畏法 者方克胜任，否则侵蚀在所不免”(31)。然而，库吏侵蚀公款又是无法禁绝的，比如州 县“每开单责买绸缎器皿等物，虽云给价，究属子虚，所以，乡民闻报，如坠沸汤，甘 心重贿得脱，犹以为幸也”(32)。州县库吏需索百姓，府、省、部库吏则需索官员。
“盖国朝胥吏偷窃权势，舞文弄法，高下其心，实以黑衣下贱之流，而操天下之权”( 33)。连嘉庆帝也承认：“无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祛弊者少，甚至问及一事，则 推之委于属司，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34)。书吏就这样利用自己的专长 ，在职官多不谙悉世务，又不留意政事的情况下，以迎逢上司，于是，因文牍泛滥的官 僚政体而把持事权，既发挥其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作用，又从中为非作歹，揽权纳贿。
差役的种类繁多，因在地方各衙门供驱使危害最大，这里仅以地方衙门的皂隶、马快 、捕役、禁卒、仵作等各役为重点，考察他们的职责或作用。皂隶，官员坐堂、出巡时 ，手执刑杖站堂、开道，以壮官威；在审理案件时，主官下令用刑，则充当打手。快役 ，主要差务是持票催征地丁钱粮契税；在办理词论案件方面，除刑房外，其他各房办理 的均由快役持票传唤，在乡村者由各里快役承办；在城内者分班轮流承办。捕役，以持 票捕盗缉凶为主；司法办案方面，刑房承办的案子由捕役持票传唤，有些案子与快役合 办。民壮(壮丁、壮班)，护卫官员出入，解递人犯，守护城池、仓库、监狱，分左右两 班。禁卒，看守、管理监狱、班房中的犯人，押送犯人赴堂受审。仵作，负责检验命案 尸身和斗殴凶伤，类似近代的法医。可见，清代的多数差役，都类似于近代的各类警察 。
除了壮丁、禁卒、仵作之外，皂、快、捕、壮四班的事权，都来自差票，而差票的拟 稿权却在书吏手中，于是差票就成为吏、役的关节点。当然，是否差票的权力在主官， 但差票的内容，则出自书吏之意。差役为得到差票，巴结书吏，串通一气，权势愈炽。
差役们为了获得和固定事权，他们自行公议，禀请主官立案，进行明确分工，不得混 争夺办。遇有争执，在衙神祠集众剖晰，如仍不服，才禀请主官裁决。乾隆二十三年， 巴县皂班头役王建昌等与壮班、捕班、快班发生夺案承办纠纷，多次禀请知县讯究，一 直到二十七年才得平息(35)。可见，事权对于各役的重要性。因为固定了事权，也就固 定了差票，一旦差票到手，他们才能如狼似虎，需索饱壑。
清代一些官僚士绅，尽管对吏、役深恶痛绝，却也认识到吏、役在封建官僚政治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知道这样两个办事系统乃是封建官僚机器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虽恨之仇 之，但并不能取缔之。梁章钜说：“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枢纽”(36)。为什么他们据有 如此关键性的位置?因“吏胥生长里巷，执事官衙，于民间情伪、官司举措孰为相宜， 孰为不宜，无不周知”(37)。所以，胥吏在相当程度上。“把持官府”遇事也得他们认 可。故于成龙说：“朝廷之有百官，百官之有吏书，一也。……耕问诸农，织问诸婢， 必然之理。一身之精力有限，众人之耳目无穷，各执事分办于下，一人察核于上，彼焉 廋哉!”(38)韩振则说得更直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求助于人者也。……天下之 事谁为政?曰二显，二隐。……何谓隐?曰：内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胥吏也；外 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是皆上佐天子以治民事，而其迹不 见者也”(39)。吏、役的作用达到须臾不可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地步。
三、
吏、役的地位却与他们的作用完全相悖。吏、役的地位在古史上有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周礼》中有府史胥徒，即后世的吏胥。秦汉时，有斗食佐吏之类掾属，为后代之吏 员，虽与官之职有高下之别，但地位无明显的尊卑之分，由刀笔吏升为高官乃至丞相者 ，大有人在。魏晋南北朝时，官人有品，社会分流，阀阅之族，自不屑为贱吏，但一些 高级掾属，仍有士族充任。进入隋唐，科举制立，渐破世族门阀传统，实有重大意义； 但另一方面的后果是，士人专以词章、经典之学问闯入宦途，无需也更不屑注意律法簿 书之类，这便造成了一种影响巨大的转变，即从魏晋时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变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马端临说：“后世儒与吏判为二途”，实际上 是官与吏判为二途。吏在唐代前期仍是进入高官的一种途径，只是到了宋代，科贡更盛 ，吏胥全然贬之于役，轮流按户等向百姓征派，或召募，表明吏的地位不仅与官分途， 又与民合一了。辽、金、元的情况特殊，小吏可任高官，故人不以充吏为耻，所谓“以 吏出身之阶，人争求之”(40)，又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之谣(41)。但是，这种历 史变化未能阻滞“贱吏、役”的历史趋势。明初，一方面力反元朝弊习，另一方面又不 能完全摆脱元朝的影响，所以取士以进士、举贡、吏员三途，“所谓三途并用也”(42) 。前两途是唐宋崇尚科举的继续，而后一途则是金元制度的余波。因此，在洪武、永乐 时期，吏员地位虽比不上元朝，但至少也与科举人材平起平坐，由吏员出身为高官者不 乏其人。但是，大约到仁宣时期吏员的政治地位开始大跌，在仕途上，儒生阶层向吏员 阶层提出了严重挑战，如洪熙元年，湖广岳州府华容县儒士尹崧在上书言事中曰：“今 所任多以吏员，虽循资格出身，而其人素非良善，廉洁者少，贪鄙者多，生民被害，政 事疏违，虽遣官分巡考察，而贤否岂能周知?(43)宣宗也认为吏员中“廉能几何，贪鄙 塞路”，因而感慨道：“古人戒用吏，今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于此”(44)。于是 ，开始关闭吏员升官的大门。政治地位的降低，伴随着社会地位的衰落，人们视吏员为 “奸吏”、“滑吏”、“狗吏”，而若称“良吏”、“循吏”者，必定指的是官，说明 吏作为一个阶层已为人所不耻。
在宋以前，吏实际上包括了明清时的书吏和差役两类职役，杜甫“三吏”诗中的“吏 ”就类似清代差役中的皂、快、捕、壮班之类。从宋代开始，才从吏中划出判若有别的 吏、役两类职役出来，吏的地位又比役高。
清承明制，吏、役地位愈益下降。在士大夫眼里，吏胥毒如蛇蝎，可恶之极，抨击之 声，竟无虚时。在政治地位上，吏员再也没有出现过明初那样一种较为“辉煌”的时刻 。清代在职官铨选上仍标榜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大清会典事例》也规定书吏著役 五年期满后，无过犯者可以参加吏部每年八月的考职，“论文优劣”，分为五等。但是 ，“吏员出身，止于从九品以下职衔”，再没有升入高官的可能，并且，就连这种考职 规定也形同具文，所谓役满考职，只不过是政府对书吏的一种安抚措施，并非人人都能 考职，有幸考职者也仅能领取一纸空文职衔，而铨选无期，雍二年才开始铨选康熙十七 年至四十三年的候选者(45)。清人牟愿相说：“唐宋以来，士其业者不为吏胥，为吏胥 者则市井奸猾、巨家奴仆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吏胥既贱，为之者皆甘心自弃于恶 行，已若狗彘，噬人若虎狼”(46)。时人将“胥号曰奸，吏名为滑，衙门则目之曰蠹” ，纷纷“贱而恶之”(47)，“限其出路，卑其流品”。这大概代表了清代很多人的看法 。
吏员没有政治前途，还能与民合一，而差役连老百姓的地位都没有。《大清会典事例 》规定：“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马兵、仵作、粮差及巡营、番役等，皆为 贱役”，不得变易姓名，朦混捐纳，更不能科举出仕，其子子孙孙也如此，几同“贱民 ”。
清代，吏、役既无政治地位，也无正式经济收入。明代各级各类吏、役皆有俸饷，曰 工食银、廪给银等，于各级政府收入之存留部分中开支，每吏都有十余两，每役有七、 八两不等。后来为了限制、打击他们，于顺治九年、十二年、十四年、康熙元年等先后 裁革解部，书吏再无官给收入，差役仅有六、七两工食银。雍正名臣田文镜就为之不平 ：“盖司道府衙门书吏，本无额设工食，又有纸笔等费，既将各项陋规裁革，不许受贿 作弊，若并此挂名津帖亦为裁革，则纸笔之费亦无从出矣”(48)。明代吏员尚有优免特 权，至清亦无。
吏胥地位降低，士人鄙之，除了科举盛行之后，士人皆可以经史而入仕，而吏不得以 刀笔入宦途的缘故外，还因为隋唐以后吏胥之害盛于民间，在很多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 种恶感，如顾炎武说：“自随唐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屑为卑冗，不参官品”(49)。 从宋代以后，吏胥之危害已多为人所重，而且已有很多人将此归结为“铨选之害”。这 种害处不仅在于儒生得官后无能，让吏胥上下其手，还在于吏胥无论如何难入官列，只 得营私舞弊。唐代刘晏说得好：“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土多清；吏虽廉 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50)。清代，官谈不上清廉，而吏胥则为了达 到政治上达不到的目的，逐利则变本加厉了。
四
《泺阳消夏录》云：“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曰吏、曰役、曰官之亲 友、曰官之仆隶。四者之人，虽曰无官之责，而实有官之权；官或尚顾考成，彼则但知 年利，是以令人吞声饮泣，故四大洲内，惟此四种人恶业最多”(51)。清代一般都把吏 、役视为害民、病官、祸国之首，是两群唯利是图的“贱役”。诚然，清代吏、役危害 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获利，“凭借官府之威灵，肆行其纵恣”(52)，不论清政府怎么三 令五申地采取防范措施，各级官员如何谩骂，都无济于事。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现象中 悟到更本质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
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同一阶级 中又有利益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不同的阶级，社会群体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机会 是不均等的。在封建社会中，文化由统治阶级所垄断，我们对传统社会的历史认识主要 来源于历史文献，而文献中保存的大都是上层文化的反映，很难找到反映下层文化的文 字记载，如果不加分析地完全从文献中得出结论，我们的认识就必定会离事实更远。我 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或道德价值观往往是迥然相异的。
充当吏、役者大都为下层人民，包括一些市井无赖，如储方庆讲：“凡人出身为吏者 ，类皆乡里桀黠者流，不肯自安于耕凿，然后受役于官而为吏”(53)。牟愿相也说：“ 为吏胥者，即市井奸猾、巨家奴仆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出身于官绅家庭者，自 然不屑于加入他们的队伍，即如黄宗羲所说：“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士人 目为异途，羞与为伍”(54)。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这种贬吏贱役之情，虽然对下层人民有 一定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官僚士绅的价值观，无论他们是否身受其害，都异口同声地谩 骂吏胥，不约而同地坚拒吏胥们于社会上层之外。从这一价值观，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 样一种社会心态：按封建国家的本意，吏、役的职责范围仅为“抱案牍、考章程、备缮 写”，供“拘提奔走”，而实际上他们在行政系统中把持政柄，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引起官绅的极大不满，千方百计地“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以免冲击科举得官的士绅 阶级的利益。然而，即使是名宦之家也开始从科举求仕的独木之桥上回到平地上来，“ 况吏役中多有名家子弟，科举未就，托业公门，未必皆卑污苟贱之流”(55)，“既而缙 绅之族不肖者，亦复为之”(56)。因为“承平之世，士人众多，出仕之途既狭，遂使有 才者老死邱壑”(57)。不甘心于“老死邱壑”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出去从事发挥自己才 干的职业，为吏便是既适合又实惠的出路。为吏成一项职业已为清代小知识分子所广泛 接受。
是不是还存在另一种价值观?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我们难以找到它的文字描述，但是，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尽管贬吏贱役的呼声甚嚣尘上，吏役们的队伍 却在不断扩大。这一现象定会使人们惊讶：难道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越来越低的职 业么?可以肯定，当时人不会愿意投身于乐户、疍民、世仆、娼妓之类“贱民”之中， 但却宁可花钱也愿意身为吏、役，这就清楚地说明这些踊跃投身者心目中的吏、役地位 了。而这些踊跃投身者大都是下层人民，甚至还包括一小部分缙绅子弟。这种现象反映 出来的价值观念，不是官绅的“升官发财”，而是发财致富，通过充当吏、役这一手段 ，达到揽权拢钱的目的。吏、役“天差”便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吏、役虽然没有或很 少工食银，但仅靠政府承可的规费、陋规，州县每吏年收入也在千两白银以上，每役在 千两左右(58)，户部之吏“富埒王侯”就更不用说了。吏、役去索诈作弊，虽然他们有 权了，发了财，但其人本身却异化了，走向了自己追求的反面。
还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荫芽的发展，引起社会思潮的 变化，士农工商四民的传统地位受到猛烈的冲击，“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 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 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于商”(59)。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冲击，不仅开始动摇士人的社会地位，而且渗透到封建官场政治生活 中，官既可买做，又从做官中赚回本利，官场与商场还有多大差别?其实，逐利已成为 清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既便下功夫苦读，一中进士，能捞一官半职，但在清代官俸禄极 低的条件下，仅靠俸禄是难以维持体面生活的，何况官缺有限，人口又不断增加，读书 入仕之途越来越窄。升官发财，过显要的幸福生活，这应该说是当时多数人的愿望，但 在清代，升官发财的“财”从何而来?当然不是仅靠俸禄和养廉银。一老吏的自白，可 以说明这一问题：“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 ，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择夫马，斥供张，勒馈尽，属吏 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60)。洪亮吉说得更明白：“守令之心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 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税务之赢余若何?而所谓妻子、兄弟、亲戚、奴仆、 媪保者，又各挟溪壑难满之欲，助之谋利。于是，不幸一岁而守令数易，而部内之属员 ，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已重困矣”(61)。身在官府的吏、役对此是再清楚不过 了，并且往往成为贪官的助手，官得大头，自己得小头。吏、役身处政府关键位置，尽 管没有官禄收入，但可收取手续费、服务费，只是这种手续费、服务费带有政治强制性 和随意性，正如清代针对他们留下的谚语：“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 者，索诈之赃又无论已”(62)。尽管各级官僚也在竟无虚时地谩骂吏、役，但他们升了 官要发财的“财”还得多靠吏、役们为他们搜刮，甚至连政治前途也掌握在吏役们手里 ，所以，对吏、役多有倚重。这就使我们悟解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吏、役为害 不断，甚至愈演愈烈?其客观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从君到臣贪得无厌的举动为吏、役 以权、以事谋私做出了榜样；但从吏、役主观上来说，所谓危害不过就是发财致富，就 是追求幸福。归根到底，吏、役们作弊索诈的过程乃是被扭曲了的追求幸福之路；同时 ，这也是封建制度全面衰落，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因素在不断蠕动的标志。
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贬低、打击吏、役，轻视、鄙夷他们如奴仆。尽管他们在各级 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刻无此曹，则宰相亦将束手”，但却不给予相应的待遇。吏 、役不可能枵腹为封建国家服役奔走，连官员的收入都来自贪污、受贿，吏、役们的需 索也就在所难免了。只是官员头上有一堂皇的光环，既便贪污成性，也会把“卑劣的贪 欲”罪名冠在吏、役们头上。吏、役实际上为各级官员背上了黑锅，因为吏、役无政治 前途，被视为“贱役”，他们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开始就是以需索之害出现的，再 没有封建道德的面纱。
我们这里并不是为非作歹的吏、役们开脱罪责，只是试图把目光投向这种表面现象的 背后。在那里，我们发现的是私有制社会里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悲剧。官绅们当然 不会这么看，在官绅的价值观背后，功利和道德基本上是统一的。升官就得发财，就得 过人上人的生活，而在吏、役们的眼里，二者则大都是矛盾的，而且功利战胜了道德， 这就决定了他们追求吏、役职役的社会价值取向。
注释：
①《清文献通考》卷21
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⑦《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7—149。
⑨《皇朝经世文编》卷24，侯方域“额吏胥”疏。
⑩《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11)《皇朝经世文编》卷22，“请惩贪残吏政疏”。
(12)《皇朝经世文编》卷24。
(13) 《清文献通考》卷21
(14)《巴县档案乾隆朝》卷45(缩微)。
(1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处分例，书役。
(16)《乾隆巴县志》赋役。
(1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8，吏部处分例，书役。
(18)参见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载《历史档案》89年1期
(19)《皇朝经世文编》卷24，陈宏谋“分发在官法戒录檄”。
(20)《制义丛话》，也可参见陈登原《国史旧闻》卷60，“清吏胥”。
(21)《日知录》卷8，吏胥“铨选之害”。
(22)《皇朝经世文编》卷3，陈世仪“思辨录”。
(23)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2，“问拟”。
(24)《皇朝经世文编》卷91，刑政。
(25)《皇朝经世文编》卷24，孙光祀“衙蠹宜剔其源”。
(26)《清稗类钞·胥役类》。
(27)《清稗类钞·胥役类》。
(28)《越漫堂日记·庚集》第27页。
(29)《日知录》卷8，吏胥“铨选之害”。
(30)《清稗类钞·胥役类》。
(31)《福惠全书》卷6，“点库吏”。
(32)《福惠全书》卷6，“点库吏”。
(33)《越漫堂日记·庚集》第27页。
(34)《东华录》嘉庆九年六月上谕。
(35)《巴县档案、乾隆朝》卷4。
(36)《退庵随笔》
(37)《在官法戒录》卷2
(38)《皇朝经世文编》卷22，“上徐方伯书”。
(39)《皇朝经世文编》卷25，“幕发论”。
(40)嘉靖《尉氏县志》卷2，“官政类”、“吏额”。
(41)《廿二史札记》，“元季雅相尚”；《陔余丛考》“九儒十丐”。
(42)《明史》卷71，“选举三”。
(43)《明宣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闰七月癸亥
(44)《明宣宗实录》卷39，宣德三年三月甲申、丙戍。
(4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6，吏部、书吏承充。
(46)《皇朝经世文编》卷24，“说吏胥”，“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47)《皇朝经世文编》卷24，“说吏胥”，“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48)《皇朝经世文编》卷24，陈宏谋“分发在官法戒隶檄”。
(49)《日知录》卷8，吏胥“铨选之害”。
(50)《清朝文献通考》“选举八”、也可见《日知录》“杂流”。
(51)陈登原《国史旧闻》卷60。
(52)《皇朝经世文编》卷24，“吏胥议”，“驭吏论”。
(53)《皇朝经世文编》卷24，“吏胥议”，“驭吏论”。
(54)《明夷待访录》胥吏。
(55)《皇朝经世文编》卷24，陈宏谋“分发在官法戒录檄”。
(56)《皇朝经世文编》卷24，“说吏胥”，“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57)《明夷待访录》胥吏。
(58)参见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载《历史档案》89年1期
(59)沈垚《落帆楼文集》“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60)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5。
(61)《皇朝经世文编》卷21，“守令篇”。
(62)汪辉祖《佐治药言》。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 199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