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传统:清末废科举对宪政改革的影响
徐 爽
摘 要:科举,作为整合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官吏选拔、精英政治的制度中枢,于1905年清末新政中一朝被废。废科举之后,沟通传统教育与传统政治的桥梁断裂了,士绅阶层出现巨大分化,官僚体系中的书生群体被军人集团取而代之。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自废科举时起,便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科举;儒教中国;士绅阶层;宪政
一
1901-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官制、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便是废科举。
1901年8月29日,诏命自明年始,乡试会试等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停止武生童考试和武科乡会试。废八股、停武科后,教育制度亦随之一变。9月14日,清廷谕令整饬京师大学堂,将京师及各省的官学、书院等改为学堂,广兴实学。但科举制既存,士子们仍旧热衷功名,对学堂“大率观望迁延”,新式教育并不能很见成效。1903年3月13日,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请遞减科举,以兴学校。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又会同赵尔巽、张之洞、周馥等人,再次奏请停科举、广学校。清政府遂宣布废止科举,下诏“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至此,这一历史悠久、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严复将此一举措称为无异于古之废封建的“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科举之制,自隋而肇始,于唐、宋时完备,明、清承之,至清末废除时已存在1300余年。作为传统中国的一项核心制度,科举之存在,上及家国的长治久安、下系个人的功名利禄,集教育、政治、文化等各项功能于一身,将整个中国维持在一种社会分层、又垂直流动的动态平衡状态。然则1905年一纸诏书,科举即废,其影响,无论对传统政治之终结、还是现代政治之开启,莫不至为深远。
二
贝尔(Bell)曾经把一个社会分解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1]。所谓社会结构,即是决定社会上个人生活的主要组织的结构,比如个人的职业分配、年轻人所受教育等。由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由中央集权政治的国家转向联邦制国家,这些都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而政体,则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意的领域。贝尔断言,在现代社会,这三块主要领域将日趋分裂。而若以此标准来衡量传统中国,则不难发现:社会结构、统治模式与文化传统———这三部分是彼此渗透、交融在一起的,它们通过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儒教)来完成内在联系,而将此三部分粘连在一起的制度中枢正是科举。析之如下:
其一,以社会结构和政体论。科举,通过一系列内容与形式固定的“标准化考试”,以使在考试中胜出者获得相应某一级别国家官员的“任职资格”。这一制度的功用,在于选拔少数精英,使他们居于社会政治高位的制度结构。科举制所要求的人才,是才智与道德水平须相当地高于社会水平线的人才,他们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事实上都是少数。传统中国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专制统治,本身就是一种精英政治:它不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相反,只要始终保证一个优质少量的管理阶层,政治统治便能顺利运作[2](P 346)。
而在中国,要进入这个“优质少量的管理阶层”,惟一之正途便是科举。传统社会无疑是一个等级社会;从社会结构来分析,“官”与“民”两分。皇帝之下,是辅佐皇帝的内外臣工,都属治者阶层;而相对于“官”的,则是“民”,“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
社会被划分为壁垒森严的等级,“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各等级有各等级的名分,各等级有各等级的行为和道德规则。不过,儒家学说虽然一直坚持身份社会,同时又主张社会身份应由个人的成就来决定[3](P 68)。也就是说,血缘并不能成为个人社会地位的惟一垄断性标准;各等级间的界限,并非完全不能打破。科举便是这样一个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垂直流动的“门径”与“中枢”。
从上行的路线看,底层的优秀分子,一旦通过县级考试,身份便可异于庶民,享有种种特权(一领食癛,二免丁粮,三要地方官以礼相待);而通过省考、会考甚至殿试,则更是具备了为官之资,得以进身更高的阶层。民间流传“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对于下层民众而言,实在充满了无穷诱惑;而白屋书生、平地拔起的轶事,也成为若干士子悬梁苦读的强大动力。据商衍鎏的统计,清代会试共112科,录取人数26391名,平均每科取中236人。每次会试约有7、8千人参加,报考人数与录取数之比约为30∶1。①而若想中进士、点状元的话,更是难于登天。以清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为例,其时全国总人口数26428万,而该年录取的进士数为246人,也就是说录取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大约在0.000031%。②尽管这个微乎其微的比例小到近趋于零,但不管怎么说,总还是有出类拔萃的精英经过层层筛选得以蟾宫折桂、金榜题名,成为万众艳慕的幸运儿。无论怎样,这种近乎奇迹的小概率事件使全社会都相信:只要书读得好,机会是均等的,社会是公平的。350余年前培根曾说过一句振聋发馈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在中国,没有比科举制更能深刻地传达出这句话的含义的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看到他们自己或其后代可以通过科举这样一个社会流动的门槛而进入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时,他们往往能容忍最极端的不平等和阶级剥削[4]。
从下行的路线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通过公开考试的设置,选拔符合统治要求的“贤”与“能” 兼备的人才,“使天下英雄尽入觳中”。对于科举最高“学位”的状元三甲,皇帝还将殿试亲自“圈红”,获得此等殊荣的幸运儿更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焉能不对皇帝感恩戴德?!———说到底,皇帝就是莘莘士子们烂熟于心的儒家学问的总恩主。这些原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精英被吸纳入治者阶层,其优越地位的由来系基于皇帝的权力,他们服官从政自然也是为皇朝服务[3](P 82)。科举制度造成了一个“选举社会”的流动机制,使国家统治机构的成分不断吐故纳新,以有效地完成政治管理职能。清代晚期,日暮西山,但依旧还能支撑良久时日,甚至出现了一段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着一批“国之柱石”的汉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辈。而这批人中,除左宗棠是靠捐纳的“异途”外,其余者皆为进士出身。科举制的实行,保证了官僚队伍具有整体较高的政治、文化素养也起到了澄清吏治、鼓励向学、稳定社会的作用。
难怪明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到中国,见科举制而惊叹柏拉图之“哲人治国”的“乌托邦”已然在东方实现。而关注中国传统的西方学者,对科举制也是颇多溢美之词,以为“从汉代下至1904年所实行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民主的制度”。它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的世袭贵族制,“政治社会的显达,不断在轮转更换,这被相信是使中国文明继续兴盛不替的原因之一。”[3](P 69)
其二,以政体与文化论。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便是政教一体化。而将“政”与“教”勾连在一起的制度枢纽,正是科举。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不仅仅事关教育、文化,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历代一以贯之的儒家教育,并不是为着国民知识的普及,而是为造就一精英阶层:一方面,为官员的选拔提供一个“人才储备库”;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个精英阶层的示范作用,引导下层民众的行为与人伦,将其整合进一个“文化共同体”内,最终有裨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维持。
人治社会,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能是一句理想。历代官员,都是先有功名,后有官禄。读书、应试、入仕———这是传统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尤其家世贫寒的)成年男子求上进的既定的、惟一的“正途”。检阅历朝典志史书,其体例的编排,大多学校在前,职官在后。比如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清龙文彬《明会典》以及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都将“学校”门(目)列于“职官”门(目)之先。这样的安排,倒不是说古人极重视教育,所以按其轻重先后而依次列之。而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学校为育成人才之所,而教学内容不外“必习其礼事,明其经训,示其程式,敦其士习,正其文体”[5],“养成贤才”,应试而售,最终“以供朝廷之用”[6]。于是,学校教育乃为国家选用人才之预备阶段矣。学校储才以应科举,则其一切教育必以科举为鸪的。明清以降,科举考试的范围,圈定于“四书”、“五经”;应试的文体,须采“八股”。而试卷评阅,纯以宋代程朱理学作为答案标准,“四书”主朱子(朱熹)集注,《易》主二程(程颐、程颢)、《朱子本义》,《春秋》主左氏(左丘明),《礼记》主《古注疏》等[7](P 274)。这些全国统一使用的经典教材以及考试模式使学校教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儒家教育。
儒家教育要求读书人自幼就开始诵习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所表彰的大经大法,正是传统社会与政治体制所资以维系的纲常伦理,其最高的道德标准为忠、孝。科举使士子咸知诵习经书,因文见道,将儒家所阐扬的种种信条、学说,内化为自身的学术体悟和道德信仰;继而见诸行事,于父作孝子、于君为忠臣,齐家治国,致天下太平矣。在帝制中国,儒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哲学,它是进入官场的通行证,是派别斗争的武器,是统治的工具,也是地位的标记[8](P 175-176)。
中国传统教育是最成功地发挥了道德教化功能的教育,中国传统政治是最充分地体现了文化认同的政治;而科举制度正是使儒家制度化,并不断推进政治、文化的发动机。通过科举制度的整合,“学而优则仕”的知识精英同时也能幸运地进入治者阶层,这时候,“士”“仕”重合,他们在政治上的效忠也成了文化上的卫道:视国为君家,视君为臣父。政治忠诚不单是“仕”的职业要求,更是“士”的道德操守。———知识分子官员们所坚守的,是高于“治统”的价值理想。王德昭先生评价说:“这样由一个服膺于儒家之道的士君子阶级治理的国家,便将是世间用以称中国的所谓‘儒道国家’(aConfucian state)。”[3](P 76)
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官国,进入特定的等级与获得相应的权力意味着一切。由于劳动分工的不发达和社会生活的单质化,没有其他任何职业像官阶品位和膺任重职那样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就对家庭和宗族的物质报酬而言,也没有其他任何职业能比为官更为优厚[8](P 92-93)。从19世纪各阶层的收入状况看,总督一年的年薪是180,000两,知县30,000两,而一个有地100亩的经营式农场地主,风调雨顺的一年收成约100两左右。所以说,真正成功的地主,是爬入士绅阶层的人,而真正成功的士绅,是进入官僚机构的人[9](P 258)。官的名声、特权、待遇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以至几乎每一个有才又有志的男子,都认为“学而优则仕”是光耀门楣、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而其他职业不过是不能遂愿的“替代性”慰藉罢了。随着千军万马涌向仕途,由科举教育所伴生的意识形态灌输也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民间,以致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对皇权无限效忠的文化认同也越来越巩固。
传统政治作为典型的精英政治,只是“在位者”之“政”也,民众是没有资格参与政事的。根据现代民主理论,国民只有参与了“国家权力配置”的过程,他们才会认同国家;反之,没有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认同。然而,在传统中国,为维持统治所必需的政治认同,却是由文化认同来完成的;并且,这样的文化认同之强烈,令当今许多现代民主国的领导人都羡慕不已。从历史上看,中国,首先是一个文化大国,然后才是一个政治大国;而在此过程中,科举制,的确功不可没。
三
清政府之废科举,实在是出于时势所迫。自1840年海禁既开,西潮迫来,国家处境大变。传统中国必须要在一个日益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求生存。新时势要求新人才,而新人才的培育要求新教育。“读圣贤之书、学尧舜之道”的那套儒家教育,对付封闭的传统社会固然有余,而遇“三千年之大变革”的时势则实不足济世。“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器、造术之本原,何由致用?”[10](P 231)为科举制禁锢之下的教育,面对打到家门口的枪炮,还念念不忘“治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此等貌似凿凿的一番大道理现如今只是“无足用之言”;而科举之学也“尽归于无用,既不能以之御侮图存,也不能以之革故更新,求国家的进步。”[11](P 126)
严复在1895年《救亡决论》中曾痛切地将八股文视作亡国“第一因”,曰“八股取士,一锢智慧,二坏心术,三滋游手”[12](P 42)。锢智慧,则民智低下;坏心术,则民德浇薄;滋游手,使民力涣散。三者“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邪!”[12](P 43)戊戌以后,清廷内外主张变法自强者,莫不以采西学、变科举和广学校为言。梁启超更是干脆利落地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3](P24)
科举既废,则昔日执掌科举考务的礼部相应亦败落。1905年11月26日,清廷谕令仿日本教育模式,设立学部,“负兴学育才之总责”;次年裁撤各省学政,设提学使,统辖地方学务。京师以及各省、州、县纷纷将以往用于科举的官学、书院、义学等,通过拨款或地方士绅捐资自筹等形式改建为各种新式学堂。1905年至辛亥革命发生前这几年间,新式学堂的数量以每年超过10000所的速度迅猛增长。③
除了学堂数量激增、学生规模扩大以外,新式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也进行了根本性变革。“读经讲经”等儒家经典课程不再在学堂教授中占据垄断地位,倒是外语在高等学堂的课程设置中,占到全部课程的近一半。其余者,按照学堂由低到高的程度,多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学知识(如算学几何、声光电化等)为主。
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进程的开始。清政府通过广推学堂、大兴实学、鼓励游学等一系列措施,意在普及国民的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的政治觉悟,以塑造出一批具有国族意识、更加拥护立宪改革的“新民”来。应当说,废科举、办新学是新政时期推行得最为彻底的一项改革措施。尽管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控制能力不断减弱、各地新式教育的发展很不平衡,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国民还是接受了新式的科学技术以及西方政治的教育,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就此点而论,废除科举将传统的儒家教育强制性地转向新式的现代教育,这在知识层面上为日后的宪政改革扫清障碍、作好预备。
四
千年古制,一朝废弃,而新制度的养成与完善,尚需假以时日。在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废科举措,对于清末的社会结构、统治秩序以及政治改革的冲击实在是相当大的。
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则一夜之间,举国士子尽失“登进之路”。长年寒窗苦读以期通过科举考试而一朝成名、以及那些顺利通过考试已经搏取功名官位有望的人数之众,足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据粗略统计,当时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14](P 5488)。他们原本捧着的待官为宦的“金饭碗”就此被敲掉,头上耀眼的光环也因此黯然失色。为了维持过去的地位与权威,士人阶层必须得迅速地改换门庭、另谋出路。
部分知识分子因为科场的失意,转而投身商界,成为绅商、买办,或进入报馆,从事翻译,撰写小说,等等,成为自由职业者[15]。尤其在沿海、以及长江沿线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旧式知识分子向其他行业流动的趋势更为明显。江苏巡抚程德全于宣统二年甫一到任,便发现苏省商人多为士子出身,其“资格甚高,半皆有学问而不愿为官者,时寓于此,讲求有素,故实业颇兴”[16](P 17)。这种“弃儒就贾”的现象,被余英时先生概括为晚清时期“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运动”[17];1905年废科举后,此风尤烈。士人阶层的转向,所带来的必然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价值体系的严重动摇。
那些老举人、老秀才,除教书售文外别无他能,少量人转为新式学堂的教员,以解决其谋生觅食之苦;其余大部,政府因为财力拮据,也只得任其自生自灭了。士人阶层出现巨大分化,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日见没落———而传统知识分子群体一向是中国政治———文化制度最坚实的载体。如此一来,传统政治便失去了具体的托身之所。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一语中的地说,“(儒家)建制的崩溃始于科举的废止(1905年)”;以研究东亚现代化著称的罗兹曼(Roseman)等一批美国学者更是将1905年视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认为“废科举”一措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因为:
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1905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8](P 338)。
过去“士、农、工、商”界限清晰的四民社会,位列四民之首的“士”如今已面目模糊。科举制的废除,导致“士”、“仕”两分;而士、仕的两分,所带来的是知识分子官僚一贯秉承的道统与治统的决裂。士大夫出相入将的上升渠道阻滞,自给自足的小农受到灾害、兵祸和国外资本的严重冲击,工商阶层蹒跚起步、但依然孱弱不堪。传统的社会阶层发生动摇,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因此失去平衡。清政府面对的,是一个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局面。不改革,统治不足维持;改革,自身的地位同样将受到巨大考验。
一些在本地比较有财力、有名望的士绅开始致力于兴办新式学校、新式企业,参与到正在进行的新政中去。所谓士绅,通常是指那些已经取得功名头衔、并生活在家乡待官的人,也包括退职赋闲回籍的官吏。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相当部分应由政府来承担的地方行政事务都倚赖士绅阶层完成,他们是中央政府对下层民众进行监控管理、征税纳粮的赖以支撑的基础。同时,绅权和皇权相辅相成:皇权通过绅权来完成其对民间的控制,绅权则通过皇权取得在社会上的合法地位[7](P 268)。
废科举以后,士绅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苏抚程德全在考察苏常情况时就感叹,“惟查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16](P 17)士风日下,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公与绅不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使之发生了又一个重大的变化。清政府明令设立谘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再加上报纸、杂志、电报等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手段的迅速增加,轮船、火车提供的较以前大为便利的交通,使新绅士形成全国性的集结。由于预备立宪,朝廷放松了对集会结社的限制,他们有机会成立立宪团体,一旦有了一致的政治要求,此处一声号召,全国立即呼应[17]。据张朋园对全国21省谘议局总数1643名议员中1288人身份的统计,有生员以上功名的议员占89.13%,而据贺跃夫的研究,有科举功名背景的议员的比例比这还要高,如广东谘议局的94名议员全部都来自士绅阶层,因此贺推断: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几乎全部来自绅士群体。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绅提供了一个扩张政治势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舞台。他们给自身的定位,从过去的清政权的支持者转变为清政权的合作者;甚至,在“速开国会”的吁请一再被拒之后,他们更成了现政权的尖锐批评者和监督者。辛亥革命的成功,是由革命者发动的;但其最终完成,却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这批士绅。对于君主而言,原有的忠诚体系几已瓦解,由科举制度形成的巨大向心力消散了,昔日他最忠诚的子民如今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废科举、兴新学后,许多年力尤壮的青年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有条件的则去国离乡,放洋留学。所留学国,始于欧美,盛于日本。以赴日本留学的人员看,据教育部所藏《学部考取游学毕业生名册》的统计,1900年仅300人;而至1910年,多达30000人。④也就是说,10年间东渡扶桑的游学人员增长了100倍。尤其是停办科举之后,1905年在日留学生猛增到8000多人,1906年更达1.2万之众。一时日本成为海外革命宣传的中心,康梁之立宪派与孙中山之革命党,无不将此作为经营反政府活动的基地。
留学生去往外国,亲眼目睹所在国之民主政治、亲身感受所在国之富强国势,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其所思所愿,当然与国内的旧传统大相径庭。他们归国以后,无论是入学部、商部或外务部等机构为政府所用,还是宦途受阻游离于主流阶层之外,其总体的特征都是政治态度颇为激进。(留)学生们大多是主张改革的梁启超的信徒,拒俄运动以后,倾向革命的越来越多[18]。这一批新式学生,相比起全国四万万之众的人口来说,所占比例并不算大;但是,他们却是当时社会最活跃的一股势力,代表了新式知识分子和政治群体的兴起。他们所发挥的政治能量在日后的立宪、进而辛亥与民国时期,越来越不可小视。庚子以后,袁世凯所以倾向维新,成为中外人士眼中有实权的高层官僚之最开明者,很大程度是受了手下一批留美学生的影响。这些留美学生,系由容闳建议派往,归国后为袁世凯所罗致者,包括唐绍仪、梁敦彦、刘玉麟、詹天佑等人[19](P 83)。
清廷鼓励青年游学,其初衷是为了培养一批精通军事、矿冶、交通、工艺、医学等西学的技术人才,以为朝廷效力。但不久,清廷就惊恐地发现:在新式学堂、以及放洋归国的学生中间,蔓延着一股危险的情绪,“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⑤这一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可能受过传统的影响,但现在,他们正日益背离传统。在他们身上,民族主义(排满)和民主主义(立宪)的倾向越来越强烈。“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20]更有激进者,成为日后的革命中坚力量。清廷本望将此辈青年才俊培养成接班人,不想倒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包括废科举在内的这一系列新政改革,带来的却是它决不希望的后果。
五
庚子以后,很难再找到真正的“顽固派”了。因为时局的危迫,实在不容人再有资本去做奢侈的“顽固派”。统治集团很清楚:现状是维持不下去了,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然而,作为传统社会的总代表,清政府同样明白:改革,必须限定在传统可承受的限度以内;否则,对他们来说也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清末推行的改革,出现了一种似乎自相矛盾但又不得不如此的特点,那就是“保守的改革”。
对于废科举,当权者们何尝不知教育体制改革的背后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不改革,教育最终也改不了。但是,现在政治统治摇摇欲坠,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勉强去改,只能越改越糟,越糟越要改[21]。倒不如从教育改革上寻求突破口,掀起文化冲击波,让教育改革为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作铺垫。当年力推废科举、兴学堂的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改革干将,他们非常清楚在现有的体制下、现有的官僚队伍中,清末新政所能推进的限度;所以,真正的改革,只能寄望于培养一批新人,借“布新人”以“除旧政”。而要培养新人,只能依靠新式教育。于是,这些政治上向来稳重的老臣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倒是作出了激进的举动。
新政中“废科举、兴新学”的举措,不啻是发动了一场清末的“文化大革命”。废科举之后,沟通传统教育与传统政治的桥梁断裂了,官僚体系中的书生群体出现真空,而借此投机发迹的军人集团则迅速占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要职。政治忠诚因为失去了文化认同的道德基础而变得不堪一击。“君恩似海,臣节如山”简直可以被一枪撂倒。清末民初的中国走到了政治极度败坏的“最黑暗时期”:大清王朝一夜间被推翻,革命后,全国迅速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一个三千年的文明古国,似乎只有依靠私人军事力量来维持短暂的团结。———这更像是一出悲哀的历史幽默。所以有人说,废科举,在制度上的后果是辛亥革命,文化上的结局是“五四”运动。此语虽然偏激,却也不乏几分道理。
科举被废,其实错并不在科举,而在八股、在“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的旧式教育。清政府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并倒掉了。曾经激烈地要求废科举的梁启超,却在1910年感叹道:“夫科举,非恶制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22](P 68)这位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饮冰室主人,在对科举存废利弊进行深刻的反思后,又“悍然曰:复科举便!”[22](P 68)
注释：
①此数据分别来自《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和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第355页。
②此数据根据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提供的《科举时代历朝录取进士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一表而得出,参见第349页。
③此数据根据学部所编《宣统元年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国家图书馆藏),以及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新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的数据综合而成。
④关于留日学生的人数,现有若干不同的数量统计。据UnitedStatesConsularReport,April8,1911的统计,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一度达到过40000人之多,但最常见也较可信的数字是15000人。(Brown,theChineseRevolution,pp.79-80)又据李涛:《“失去重心”的传统———略论清季科举制度废除的社会影响》一文,称“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仅280人左右,1903年至1300人上下,至1905年、1906年则猛增到8000人之多”。载于《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另可参见:《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造成以上数据出入如此之大的原因,大抵因当时赴日学生的成分,既有官派、也不乏通过各种途径自费前往的;且很多学生在日逗留时间很短(短则两、三个月)。另,同一学生为多拿学位或申请奖助金,往往同时在几个学校注册。以上皆造成对留日学生管理上的混乱。
⑤参见《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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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法论坛》2006年02期
(转自中国法律文化网)
